当期目录

2012年 第32卷 第10期    刊出日期：201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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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

推进全面配套改革

蔡昉

2012, 31(10):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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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同样遵循经济学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依此认识框架可以判断，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倒退，也不是处于停滞状态，而是在发展阶段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面临着“高处摘果子”的攻坚困难。在分析下一步改革特点的情况下，本文提出要在更高的层次上设计，以法律为依据推进改革。改革的关键领域和突破口是结束城乡分割体制，创造人力资本积累和涌流的制度环境，重塑作为公共品供给者的政府。

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性特征研究——基于高维机制转换因子模型的考察

刘振亚1, 邓磊2

2012, 31(10):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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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高维机制转换因子模型（LDRSFM）研究大规模经济数据的机制转换特征和经济的周期性特征。借助主成分分析（PCA）和共同因子自回归的二步分析方法，LDRSFM从大规模变量中提炼出维数较小并可以概括经济周期运动的共同因子，在此基础上进行机制转换分析。这些共同因子代表了大部分宏观经济运动的趋势和特征，并具有明显的结构化含义。实证结果表明，LDRSFM在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性特征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剩余劳动与刘易斯转折的
国际经验及理论反思

郭金兴, 宋蓉蓉

2012, 31(10):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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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梳理国外剩余劳动与刘易斯转折的实证研究，发现剩余劳动和非充分就业是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现象，不仅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的某些地区或部门中。由于城市非正规经济也是剩余劳动的重要蓄水池，农业剩余劳动的减少和消失不宜作为判定刘易斯转折的直接证据。由于经济发展过程和现象的复杂性，判断是否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标准和方法。

理论探索

所有权和市场绩效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比较视角及去意识形态化反思

石明明1, 张小军2

2012, 31(10):  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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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契约理论等理论的最新反思，并根据新比较经济学、新规制理论、混合寡占模型等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的最新进展，为所有权与市场绩效关系提供了更深刻细致的见解。以往关于所有权与市场绩效的研究深受特定政治偏好与制度约束的影响，很多研究存在系统性缺陷，结果常常缺乏稳健性。当代研究更加注重“去意识形态化”的科学态度和模型设置背后的知识假定，现有的理论与计量分析工具只能证明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互有优劣，相关研究必须避免外生假定一种所有制结构的优越性，这样才能重新开辟出一片更为广阔的领域。

政府权力、营利性扩张与通货膨胀

苗文龙

2012, 31(10):  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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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政府权力视角，设立分权制度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目标函数，分别在大政府范畴的预算约束条件下求解其最优选择和长期稳态路径。本文的结论是，长期稳态价格水平不仅取决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债务规模、税收与支出，而且还受到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中央政府的投资、债务、利润与货币增长之间相互推进，地方政府为扩大投资竞争融资来源具有强烈的货币增长需求，这倒逼货币供给增加；通货膨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权力软约束下的营利性投资扩张。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是，设计一种政府与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共融利益的制度，减少政府营利性的准公共投资，增加事关国计民生的纯公共支出。


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直接投资
与非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王国松, 刘曌

2012, 31(10):  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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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1982—2010年期间我国直接投资类、间接投资类（含其他投资）、错误与遗漏及投资收益类三种类型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长期，我国三类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升贴水年率之间为负向变动关系，与中美利差、中美通胀之差、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及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预期之间为正向变动关系；在短期，三类国际资本流动与上述影响因素之间关系并非一致；实际经济增长是我国直接投资类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预期是我国非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

公共经济

财政学：两大传统的分立与融合

马珺

2012, 31(10):  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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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财政学教学与科研逐渐摆脱了原苏联财政学体系的影响，全面转向以英美财政学传统为主要特色的当代西方主流财政学。这既加速了中国财政学“国际化”的进程，同时，这种以“英美化”为标志的“国际化”进程，也对当代中国财政学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本文在对当代主流财政理论两大源流——英美财政学传统与欧洲大陆财政学传统——的理论特色和历史演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财政学应向何处去”的问题。

金融研究

外汇储备增长的宏观经济影响
及货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周双1, 刘鹏2

2012, 31(10):  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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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宏观经济影响和货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利用2002年6月—2011年5月的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对外汇储备增加和货币冲销政策对物价水平以及社会产出水平的动态影响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具有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而央行的货币冲销政策对物价水平具有显著的平抑作用，同时对社会产出却没有不利影响。最后，本文从实证结果得到几点重要启示。

工商管理

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深层透视——基于责任博弈失衡的视角

易开刚

2012, 31(10):  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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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缺失现象已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行业性、产业链式的责任缺失情况不断出现，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已向社会敲响了警钟。本文在界定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概念的基础上，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维度，对六大行业的典型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进行了归类总结，以形成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系统性分析，并深入探讨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特征：隐蔽性和长期性，从众性和常态性，破坏性和不可逆性。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源于不同主体的责任博弈失衡，需要构建多元主体之间的联合监督和共同治理机制来推进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工作。    

三农研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农民收入结构分析——来自湘南国家示范区三市的证据

胡愈1, 陈晓春2, 许红莲1

2012, 31(10):  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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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采集相关统计数据，分析湘南国家示范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农民收入结构。分析表明：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湘南示范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湘南示范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立足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及其增长速度的提高,应使农民就地转移务工与家庭经营并重,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及其增长速度,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其他服务业。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的
理论框架：基于制度文化的视角

郑军

2012, 31(10):  9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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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制度文化的视角，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指出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应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三个组成部分。而借鉴制度文化与制度的一般性关系，有利于弥补现有研究仅仅局限于经济学视角的不足，从而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探索方向，即政府执政理念影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政府设计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要符合传统文化特点，政府推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要与传统文化协调一致，政府应承担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创新中制度环境建设的责任。

书评

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非的一部著作——评《理论是非辨析：误解错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例评说》

纪宝成

2012, 31(10):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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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1］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既包括马恩论著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也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运用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必须以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意为前提。然而，在现实理论工作中，常常出现误解、错解甚至任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象，需要澄清理论是非。经济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所著《理论是非辨析：误解错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例评说》一书，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实际事实，对错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多个事例，进行了有理有据的理论是非的梳理、辨析与评说。全书内容分为四编：误解错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评析；应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怎样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要错解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股份制理论。该书把错解分为三类：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马列原著中某些理论的误解。例如《不要错解恩格斯讲资本主义生产无计划性没有了》一文，辨明恩格斯1891年讲资本主义生产“无计划性没有了”，是指股份公司和托拉斯内部的生产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不应将其误解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远在19世纪已是有计划的了。日、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计划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其二是“错误和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如《究竟该怎样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一文列举了一些“错误和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比如，有人宣传马恩著作不应区分基本原理和非基本原理，句句是真理，应当固守，甚至将自己错解了的马克思理论当做教条。有人对邓小平转述的毛泽东的话：“马恩列都犯过错误”，手稿“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念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并不认同，等等。文章对此进行了辨析。其三是任意曲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曲解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对这种言论，该书在多篇论文中对其进行了系统、中肯的辩驳。该书43篇长短不一的对有关误解错解的评论，大多涉及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如《有没有和要不要“大公无私”》、《三个“是否有利于”究竟是判断什么的标准》、《不要制造“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评对马克思“普照的光”观点的误解》、《雇八个工人是马克思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界限么？》、《怎样正确理解列宁关于小生产的一个论断》、《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贡献是指什么？》、《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理论观点》、《究竟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几个经济理论概念是非界限的探讨》、《怎样正确理解〈资本论〉中有关科学分析方法的论述》、《不要混同“公有制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等。拿后一题为例，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的理解和把握问题。中央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不少学者和媒体做了错解，认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计划经济时期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现在搞市场经济，要改由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其实，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都是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不应混同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才是其实现形式。所有这些评论和辨析，都显示出卫兴华教授精深的学术造诣、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无畏的学术风范，令人肃然起敬。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错解、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现象几乎一开始就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改革开放前，学界一般都是正面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也存在误解、错解的问题，但一般都是存在于学术理论探讨的各抒己见之中，没有什么人刻意否定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除了上述情况继续存在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扩大以外，又出现了新的情况，那就是随着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西方论著的大量涌入，淡化、歪曲、诋毁、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任意修改或公开曲解（包括指鹿为马式的公然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搞得面目全非的各种思潮和理论呈扩张之势，有时甚至甚嚣尘上。在有的高等学校，西方经济学成了“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事实上已被边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与时俱进地推向前进，实在是一切赞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学人的共同责任。这其中，就包含着踏踏实实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系统、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错解、曲解乃至诋毁、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和思潮进行学术层面的科学辨析、评论和批判。卫兴华教授在这方面坚持不懈，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值得我们学习。我赞同卫兴华教授在这本著作“自序”中的一段话：“我认为，如果有人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向往西方资本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在理论上不赞同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或整个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张生产要素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或供求价值论等，有他自己选择的自由。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能强迫谁去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但我反对任意错解、曲解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我还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的思想宝库，是我们立党立国、改革发展建设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领域，它可以产生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大师。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个严谨的学者，应当有一种对国家、对人民、对中国的历史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而又严肃地对待当前纯洁马克思主义、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时代大问题。

动态与综述

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研讨会纪要

熊瑞杰

2012, 31(10):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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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深化蔓延，受此影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发展更是面临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重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应如何应对金融危机，适应当前形势，解决自身发展问题，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探讨和研究。为此，中央党校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于2012年8月30~31日在北京举办了以“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会议特邀赖小民、贾康、吴晓求、李稻葵、韩保江、王云龙、孙杰等七位中国金融和经济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作主题发言。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党校原教育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郝时晋，中央党校校委委员、进修部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黄宪起，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组织部部长赵长茂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梁言顺主持。陈宝生副校长在讲话中指出，金融改革与发展是经济理论界的热点话题，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应多进行一些综合性的探讨，更多地考虑一些新方法和新思路。他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这次会议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相信此次研讨会一定能够取得有益的成果，对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和经济科学发展有所裨益。他希望与会的各位专家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的工作，支持我们把中国现在唯一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办活办好。关于欧债危机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中国华融集团总裁、高级经济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赖小民认为，过去十几年世界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给中国和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创，这十几年世界经济发展成螺旋式上升，压力和挑战并存，机遇和商机相伴。回顾30多年中国经济最大的成就是坚持发展，最大的失误是发展不科学，经济结构和投资结构都呈现扭曲。欧债危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也看不到太多希望，在这样的背景下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以下重要影响：（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欧元贬值问题直接造成中国持有的巨额欧元储备发生贬值；（2）欧洲国家需求下降、欧元贬值直接导致中国出口下降，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3）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趋向波动造成风险积聚，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性，给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带来很大挑战。针对这些影响，国家应改善宏观调控，切实引导居民把储蓄变成投资，通过税收调控房地产市场，拉动民间资金为经济增长服务。对于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点，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研究员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生活持续发展创新的前沿领域，好比整个经济生活的心血管系统，为所有交易活动提供媒介，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脱离其整个服务对象变成空心，为此金融改革有三个“势在必行”：（1）以金融切实支撑我国实体经济有效地更新换代势在必行；（2）整个金融体系多样化的改革势在必行；（3）构建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机制以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势在必行。针对三个“势在必行”，还应该让其他金融有效供给机制发挥作用，可以考虑在常规金融的低利率贷款下，生长出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所谓中利贷等其他金融形式，形成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供给，从而无缝地、全覆盖地把实体经济活动都配上融资支持，特别是对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换代提高融资支持，将高利贷边缘化。应把政策性融资机制构建上升到中国后来居上和现代化赶超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的战略层面上进行考虑，与商业性融资相呼应，总结过去的成败得失，坚持风险共担，坚持支持对象只能是那些经得住考评、规范、有专家参与决策的小微企业和创新企业。关于中国金融改革与资本市场发展，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教授认为，首先要明确中国金融改革的战略目标，他预计2030年前后中国金融市场会形成一个以发达金融市场为基石的金融体系，发达的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资本市场，届时，金融市场将具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金融资源和风险分散这两大功能。而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进行三项改革：（1）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2）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3）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市场方面，目前我国资本市场面临严重困境，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金融文化和对资本市场的偏见与误读。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要恢复信心，为此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融资的速度和数额要减缓；二是上游资金要源源不断地进入；三是必须有政策的关心。同时，针对目前地方政府对“养老金”的管理现状，认为将养老金仅存银行是一种失职，应该进行多元化投资，只有投资才能带来财富。吴晓求呼吁政府政策要关心资本市场，切忌将资本市场边缘化、妖魔化，如果资本市场没有希望，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就没有希望。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困境与突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德曼经济学讲席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教授认为，目前我国金融改革存在两个显性困境和一个潜在的隐性困境，而且潜在困境更加根本。两个显性困境是：（1）金融体系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好，与实体经济脱节。一方面，大量的存款、大量的资金找不到出路，买房子有限购，买汽车要摇号，股市又不敢进，金融体系没有给辛辛苦苦多年在改革中取得一点收入和积累的百姓创造保值增值的机会；另一方面，银行不讲信用，大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银行没有为实体企业做好服务。（2）股市问题严重，股市投资回报率低成为中国百姓抱怨最大的问题，而且股市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演化为政治和社会问题。潜在的隐性困境为：整个金融体系风险过于集中，且高度集中在银行。银行流动性强，经济状况有什么风吹草动，银行将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银行从百姓手里吸收短期存款而进行长期投资，期限不对称；同时我国银行存款过多，犹如堰塞湖，水位高，资金量大，钱可以随时流向国外，形成水灾，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要突破这些困境，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进行金融机构改革。从银行改革着手，对银行进行“瘦身”，将部分银行的成熟资产打包卖到债券市场，从而把债券市场做大，使银行规模和债券市场规模适度相当；同时鼓励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搞民间信托和私募基金。第二，监管和证券司法方面的完善。证券市场是苗，需要水和阳光，但苗自身生长也有问题，上市公司治理不成熟，以圈钱为目的，不搞分红。可以在北京、上海或者深圳设立证券庭，所有上市公司犯案都到证券庭来判，不许地方政府插手，提高证监会权威。第三，国际化。国际化是大方向，要引导国内资金到国外投资，但要把握节奏，不可一窝蜂，避免掉入陷阱。关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与金融支持，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韩保江教授认为，百年来一次次的金融危机值得我们去反思，充分认识和研究金融发展规律，按规律办事，是思考中国金融发展乃至未来金融改革的基本出路。寄生性、独立性是金融的二重性，金融与实体经济密不可分。未来如果把实体经济比作心，金融就是起搏器，当心脏不能自行造血的时候，起搏器帮助其造血，某种程度上说未来经济是双核经济。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仍需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未来的金融将是麻烦制造者。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低下，创新驱动力不足，在此背景下，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仍要服务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1）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3）在要素投入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另外，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改革需要处理好5对关系：一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二是国有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关系，三是生产性金融与消费性金融的关系，四是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的关系，五是一般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关系。关于中国金融的非理性发展及其危害，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原副所长王元龙研究员认为，目前我国金融的非理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产业资本大举向金融业渗透；（2）地方政府金融规划的盲目性；（3）金融投机风潮此起彼伏；（4）非正规民间金融机构亟须规范。关于金融发展的地位，他认为，（1）现代经济是金融核心地位的先决条件；（2）金融核心是功能的核心而不是产业的核心；（3）中国经济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经济阶段；（4）当前还不应当将金融置于中国经济的核心。未来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应从四个方面着手：（1）必须明确定位金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2）推动国内包容性金融体制建设；（3）发挥金融对实现国家战略方面的作用；（4）加强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从国际视角看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孙杰研究员认为，中国金融发展面临三大挑战：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这三大自由化最后落脚到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新挑战和应该作出的调整。目前我国金融结构不合理，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金融体系中银行所占比重过大，利息收入所占比重过多。利率自由化方面关键在于怎么缩小市场和政策利率之间的利差，为利率自由化创造条件；汇率自由化对资本流动有很大的抑制作用，可以降低外部冲击，减低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很多前提，关系到人民币的国际化，只有资本项目自由化才能做到资产的国际配置、国际定价、资源的有效配置等。在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条件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定所考虑的因素应作出一些调整：（1）要考虑失业率；（2）考虑核心通胀因素；（3）用人的消费支出代替消费物价指数。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教授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最大的冲击在于它掩盖了我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延缓了我国改革的进程。他认为温州局部地区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民间金融危机，十分惨烈，许多老板跑路、自杀、跳楼，地方也付出维稳的代价。这场民间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有直接的关系。多年来国家的宏观调控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特点：每当实行扩张性政策时主要是扩张国有金融，而一旦推行紧缩性政策时首先打击的是民间金融。温州金融危机的代价告诫我们金融改革势在必行，否则我们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杨万东编审认为，制造业看PMI，汇丰指数巳在47左右；贸易看波罗的海指数，巳再次逼近2008年低点，从高位时的12 000多点到了600多点；资本市场看股市，上证指数逼近2 000点，指数是四年来低点，平均市盈率在9倍左右，已是历史最低。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深刻危机，必须树信心，调预期，改政策，松管制，释放流动性。2008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的做法，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大规模政策调整，都表明相关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中央党校办公厅、科研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经济学教研部、培训部、组织部等部门负责人和教师代表，以及《人民日报》、《学习时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理论视野》杂志和中央党校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代表共6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启事

关于本刊选稿用稿的指导性意见

2012, 31(10):  1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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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荣幸进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资助的（100种）学术期刊方阵，这是学术界和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对我们杂志的高度认可和大力支持，同时也是对我们办好学术期刊、提高杂志质量的莫大激励。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资助学术期刊的目的和精神，特颁布本刊今后选稿和用稿的指导性意见如下：在我国经济类和管理类期刊阵营中，《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的鲜明特色是“追踪现实，关注热点”，即关注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国内外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国内国际经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学术界、政府和公众在不同时期讨论的热点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是推动经济学和管理学发展的原动力。经济研究和管理研究应当是站在前人积累起来的理论高度，扎根实践，面向现实；研究课题的选择应当是“问题导向”而不是“书本导向”，也不是“（计量）技术导向”。本刊今后将优先选用那些从实际问题中提炼选题，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论证问题，能够较好地从某个视角回答问题的文章。我们特别欢迎那些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度分析解读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思路的文章。判别文章的优劣有许多标准，本刊把“思想性”和“创新性”作为选稿用稿的首要标准。所谓“思想性”，主要是指文章要有作者自己的独立见解，要有自己的观点，对文章提出的问题有自己的结论，同时文章的分析要有思想深度或理论深度，论证要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所谓“创新性”，主要是指文章在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分析视角、数据资料等方面具有新贡献，而不是在这些方面模仿别人的贡献。如果在这四个方面都有新贡献，我们认为该文章就是优秀文章；如果在其中一两个方面有新贡献，这样的文章我们认为也是好文章。我们不苛求每一篇文章都能在这四个方面有创新，有突破。计量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是现代经济学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主要标志之一，它对于提高经济学的数学化和精确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计量分析只是一种分析工具，一种研究手段，它本身不能成为判别文章是否优秀的标准，除非文章的作者创新了一种计量方法。我们欢迎那些既有思想性，又能恰当运用计量方法的文章。我们不倾向采用那些“计量复杂，思想简单”的文章，也就是我们不鼓励刊用那些计量方法高深复杂，但得出的结论却没有新意，或重复已有的观点，或说明的只是一个常识的文章。我们认为，我国学术界要特别抵制那些“有计量，无思想”的文章——有些文章，计量方法用得很好、很到位，但是没有明确的结论，或没有作者自己的思想观点。我们不提倡采用那些对经济问题没有理论或逻辑分析，单纯“做数学或统计习题式”的文章。我们认为，“思想性”和“创新性”是判断一篇学术论文有无价值的主要标准或首要标准，计量方法和其他经验分析方法是为文章的思想性和创新性服务的。方法本身不是思想，只是工具，方法不能替代思想成为学术论文能否刊用的首要标准或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