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深化蔓延，受此影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发展更是面临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重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应如何应对金融危机，适应当前形势，解决自身发展问题，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探讨和研究。为此，中央党校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于2012年8月30~31日在北京举办了以“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会议特邀赖小民、贾康、吴晓求、李稻葵、韩保江、王云龙、孙杰等七位中国金融和经济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作主题发言。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党校原教育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郝时晋，中央党校校委委员、进修部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黄宪起，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组织部部长赵长茂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梁言顺主持。陈宝生副校长在讲话中指出，金融改革与发展是经济理论界的热点话题，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应多进行一些综合性的探讨，更多地考虑一些新方法和新思路。他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这次会议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相信此次研讨会一定能够取得有益的成果，对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和经济科学发展有所裨益。他希望与会的各位专家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的工作，支持我们把中国现在唯一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办活办好。关于欧债危机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中国华融集团总裁、高级经济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赖小民认为，过去十几年世界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给中国和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创，这十几年世界经济发展成螺旋式上升，压力和挑战并存，机遇和商机相伴。回顾30多年中国经济最大的成就是坚持发展，最大的失误是发展不科学，经济结构和投资结构都呈现扭曲。欧债危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也看不到太多希望，在这样的背景下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以下重要影响：（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欧元贬值问题直接造成中国持有的巨额欧元储备发生贬值；（2）欧洲国家需求下降、欧元贬值直接导致中国出口下降，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3）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趋向波动造成风险积聚，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性，给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带来很大挑战。针对这些影响，国家应改善宏观调控，切实引导居民把储蓄变成投资，通过税收调控房地产市场，拉动民间资金为经济增长服务。对于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点，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研究员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生活持续发展创新的前沿领域，好比整个经济生活的心血管系统，为所有交易活动提供媒介，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脱离其整个服务对象变成空心，为此金融改革有三个“势在必行”：（1）以金融切实支撑我国实体经济有效地更新换代势在必行；（2）整个金融体系多样化的改革势在必行；（3）构建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机制以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势在必行。针对三个“势在必行”，还应该让其他金融有效供给机制发挥作用，可以考虑在常规金融的低利率贷款下，生长出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所谓中利贷等其他金融形式，形成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供给，从而无缝地、全覆盖地把实体经济活动都配上融资支持，特别是对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换代提高融资支持，将高利贷边缘化。应把政策性融资机制构建上升到中国后来居上和现代化赶超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的战略层面上进行考虑，与商业性融资相呼应，总结过去的成败得失，坚持风险共担，坚持支持对象只能是那些经得住考评、规范、有专家参与决策的小微企业和创新企业。关于中国金融改革与资本市场发展，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教授认为，首先要明确中国金融改革的战略目标，他预计2030年前后中国金融市场会形成一个以发达金融市场为基石的金融体系，发达的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资本市场，届时，金融市场将具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金融资源和风险分散这两大功能。而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进行三项改革：（1）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2）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3）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市场方面，目前我国资本市场面临严重困境，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金融文化和对资本市场的偏见与误读。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要恢复信心，为此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融资的速度和数额要减缓；二是上游资金要源源不断地进入；三是必须有政策的关心。同时，针对目前地方政府对“养老金”的管理现状，认为将养老金仅存银行是一种失职，应该进行多元化投资，只有投资才能带来财富。吴晓求呼吁政府政策要关心资本市场，切忌将资本市场边缘化、妖魔化，如果资本市场没有希望，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就没有希望。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困境与突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德曼经济学讲席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教授认为，目前我国金融改革存在两个显性困境和一个潜在的隐性困境，而且潜在困境更加根本。两个显性困境是：（1）金融体系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好，与实体经济脱节。一方面，大量的存款、大量的资金找不到出路，买房子有限购，买汽车要摇号，股市又不敢进，金融体系没有给辛辛苦苦多年在改革中取得一点收入和积累的百姓创造保值增值的机会；另一方面，银行不讲信用，大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银行没有为实体企业做好服务。（2）股市问题严重，股市投资回报率低成为中国百姓抱怨最大的问题，而且股市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演化为政治和社会问题。潜在的隐性困境为：整个金融体系风险过于集中，且高度集中在银行。银行流动性强，经济状况有什么风吹草动，银行将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银行从百姓手里吸收短期存款而进行长期投资，期限不对称；同时我国银行存款过多，犹如堰塞湖，水位高，资金量大，钱可以随时流向国外，形成水灾，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要突破这些困境，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进行金融机构改革。从银行改革着手，对银行进行“瘦身”，将部分银行的成熟资产打包卖到债券市场，从而把债券市场做大，使银行规模和债券市场规模适度相当；同时鼓励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搞民间信托和私募基金。第二，监管和证券司法方面的完善。证券市场是苗，需要水和阳光，但苗自身生长也有问题，上市公司治理不成熟，以圈钱为目的，不搞分红。可以在北京、上海或者深圳设立证券庭，所有上市公司犯案都到证券庭来判，不许地方政府插手，提高证监会权威。第三，国际化。国际化是大方向，要引导国内资金到国外投资，但要把握节奏，不可一窝蜂，避免掉入陷阱。关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与金融支持，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韩保江教授认为，百年来一次次的金融危机值得我们去反思，充分认识和研究金融发展规律，按规律办事，是思考中国金融发展乃至未来金融改革的基本出路。寄生性、独立性是金融的二重性，金融与实体经济密不可分。未来如果把实体经济比作心，金融就是起搏器，当心脏不能自行造血的时候，起搏器帮助其造血，某种程度上说未来经济是双核经济。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仍需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未来的金融将是麻烦制造者。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低下，创新驱动力不足，在此背景下，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仍要服务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1）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3）在要素投入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另外，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改革需要处理好5对关系：一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二是国有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关系，三是生产性金融与消费性金融的关系，四是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的关系，五是一般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关系。关于中国金融的非理性发展及其危害，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原副所长王元龙研究员认为，目前我国金融的非理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产业资本大举向金融业渗透；（2）地方政府金融规划的盲目性；（3）金融投机风潮此起彼伏；（4）非正规民间金融机构亟须规范。关于金融发展的地位，他认为，（1）现代经济是金融核心地位的先决条件；（2）金融核心是功能的核心而不是产业的核心；（3）中国经济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经济阶段；（4）当前还不应当将金融置于中国经济的核心。未来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应从四个方面着手：（1）必须明确定位金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2）推动国内包容性金融体制建设；（3）发挥金融对实现国家战略方面的作用；（4）加强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从国际视角看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孙杰研究员认为，中国金融发展面临三大挑战：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这三大自由化最后落脚到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新挑战和应该作出的调整。目前我国金融结构不合理，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金融体系中银行所占比重过大，利息收入所占比重过多。利率自由化方面关键在于怎么缩小市场和政策利率之间的利差，为利率自由化创造条件；汇率自由化对资本流动有很大的抑制作用，可以降低外部冲击，减低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很多前提，关系到人民币的国际化，只有资本项目自由化才能做到资产的国际配置、国际定价、资源的有效配置等。在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条件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定所考虑的因素应作出一些调整：（1）要考虑失业率；（2）考虑核心通胀因素；（3）用人的消费支出代替消费物价指数。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教授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最大的冲击在于它掩盖了我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延缓了我国改革的进程。他认为温州局部地区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民间金融危机，十分惨烈，许多老板跑路、自杀、跳楼，地方也付出维稳的代价。这场民间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有直接的关系。多年来国家的宏观调控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特点：每当实行扩张性政策时主要是扩张国有金融，而一旦推行紧缩性政策时首先打击的是民间金融。温州金融危机的代价告诫我们金融改革势在必行，否则我们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杨万东编审认为，制造业看PMI，汇丰指数巳在47左右；贸易看波罗的海指数，巳再次逼近2008年低点，从高位时的12 000多点到了600多点；资本市场看股市，上证指数逼近2 000点，指数是四年来低点，平均市盈率在9倍左右，已是历史最低。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深刻危机，必须树信心，调预期，改政策，松管制，释放流动性。2008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的做法，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大规模政策调整，都表明相关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中央党校办公厅、科研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经济学教研部、培训部、组织部等部门负责人和教师代表，以及《人民日报》、《学习时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理论视野》杂志和中央党校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代表共6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