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至今,大企业主导下的水平兼并,对我国煤炭、电力、钢铁和建材等行业集中度的提高、过剩产能的化解和绿色技术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规模庞大的兼并重组行为,并未彻底解决这些领域低效产能退出渠道不畅、企业竞争内卷化、亏损比率较高等问题。基于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主导—边缘”模型,本文分析了大企业之间的水平兼并与行业的低效产能比例、产能利用率和集中度的内在关系。模型推演发现:(1)在数量或价格竞争的场景下,大企业之间的水平兼并能够提高行业整体的集中度和产能利用率;(2)水平兼并对低效企业和低效产能挤出效应的高低,与兼并后大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幅度直接相关;(3)当制度性要素使得大企业与小企业的成本出现逆转时,兼并后的大企业就失去挤出边缘企业的前提条件或利润动机。本文对水泥工业兼并重组实践的经验叙事,基本上验证了理论命题的合理性,还揭示出妨碍低效企业和低效产能市场化退出的若干体制性原因,尤其是发现在低效企业和主导企业成本“逆转”的条件下,如果没有政府的退出援助,水平兼并无法有效化解总量和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客观现实。因此,应当完善主导企业市场化兼并机制、畅通低效产能有序退出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