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关键一环。基于2011—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结合大语言模型与文本分析构建核心变量，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协同信号传递的双重机制，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该效应在国有企业、低战略联盟度企业以及受BIS实体清单影响的行业中更明显，“企业—高校”的协同创新模式更有利于提升创新产出。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入有利于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驱动作用，同时，协同创新产出主要集中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且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在国内技术体系中的传播与扩散程度相对有限。该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推动资本市场服务下沉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区域发展失衡的关键举措。本文基于资本市场县域工程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3年县域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资本市场服务下沉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资本市场县域工程实施显著促进了县域创业活动，且该促进效应在服务业领域更强；第二，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缓解、创业机会拓展与创业预期改善是该创业促进效应产生的重要机制；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提升和交通基础设施完善能强化该创业促进效应，但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和地处革命老区会削弱该促进效应。本文为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畅通国民经济要素循环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旨在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实现有效创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直接创新效应，鲜有研究关注创新溢出效应。本文基于供应商视角，采用2007—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创新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客户企业获得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显著促进供应商创新投入，即政府引导基金能产生正向创新溢出效应。机制分析发现，供应链需求牵引与供应链知识溢出是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创新溢出效应的机制路径，且前者为主导路径。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创新溢出效应受到基金特质的影响，且当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供应链距离较近以及供应商创新吸收能力较强时，创新溢出效应更明显。本文从供应链视角丰富了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和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为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提供了政策启示。

“主要按交易量返还”是合作社运行的基本原则之一，但现实中，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异化已成为普遍现象。本文区分了销售型合作社和土地股份合作社两种类型，从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双重视角出发,探究了不同合作社分配制度的形成逻辑。本文选取了来自河北、四川、宁夏的四个典型案例，结论如下：销售型合作社同时缔结土地要素契约和劳动力要素契约，分配制度具有反向监督功能。农产品质量要求的提升会促进专用性资产投入，提高核心社员分成动机。内部信任的建立会降低普通社员风险感知并提高其分成动机。土地股份合作社仅缔结了土地要素契约，分配制度具有稳定契约功能。合作社经营规模的扩张会提高交易频率并形成资金约束，提高核心社员分成动机。发达的土地流转市场会降低普通社员风险感知并提高其分成动机。当且仅当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均有较强的分成动机时，合作社选择按交易量返还。这些发现对完善不同类型农民合作社制度设计并优化内部治理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自利驱使下的个体易违反社会规范实施不当行为，造成负外部性。在群体决策中，个体还会以他人实施不当行为的可能性为替代借口，通过责任分散合理化自身不当行为。为探究替代借口情境下不当行为的形成机制及治理措施，本文基于双人决策，设置对称与非对称后果两种外部性结构，并结合自身规范与他人规范作为助推信息，通过实验分析两种因素对不当行为的作用。研究表明，在不当行为决策中，后果对称时以促进借口利用的信念渠道为主，后果非对称时以利于借口约束的道德渠道为主。他人规范与自身规范分别经由信念与道德渠道影响不当行为，其助推效果主要依赖规范信息与外部性结构在影响渠道层面的匹配关系，同时也会受到规范信息中自利成分的侵蚀影响。本文加深了对不当行为成因的理解，并为企业内部关于对称与非对称岗位职责下的不当行为精准治理提供了助推思路，对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与社会经济效益有重要意义。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零工经济迅速崛起并在全国扩张，其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影响值得探讨。本文基于外卖平台城市扩张的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了零工经济的兴起对犯罪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外卖平台进入使得城市的刑事犯罪率与起诉率分别下降了7.1%和7.0%，且主要减少了财产类犯罪的发生率，该效应在
劳动力储备丰富、治安注意力弱、机器人渗透度高的地区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外卖平台的进入显著改善了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与收入水平，缩减了相对收入差距，并且提升了社会整体的信任度、公平感和幸福感，从而抑制了犯罪的发生。

本文基于一项全国性平台劳动者调查数据，匹配城市层面人工智能专利数据，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平台经济中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更小的平台性别收入差距显著相关，主要表现为女性收入相对提升。该效应在低学历人员、流动人口以及低收入群体中更为明显，并在处于生育与家庭责任高峰期的女性群体中表现出一定的“母职惩罚”缓解特征。机制分析表明，在劳动供给侧，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时间释放”与“时间缝合”优化女性时间配置，增加其劳动供给；在技能需求侧，通过“任务替代”与“技能互补”重塑技能需求结构，放大女性非认知技能优势。两大机制在平台劳动场景中相辅相成，对女性形成“增时又增收”的技能赋能模式，对男性则呈现“减时不减收”的效率优化模式。这种“工时数量”再配置与“技能回报效率”提升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缩小性别收入差距的关键动力。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在缩小性别收入差距的同时，并未以全面牺牲女性就业质量为代价，而是呈现出一种收入提升、权益滞后、福祉承压的多元并存态势。本文为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平台经济中的性别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可为促进平台就业包容性发展提供启示。

大型数字平台出于利润最大化动机的偏差推荐是一种新型算法垄断行为。本文采用纵向竞争模型分析发现，中介平台实施偏差推荐会带来商品价格上升和非效率商家间的利润再分配，并降低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扩展分析发现，消费者搜寻成本支出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偏差推荐的竞争扭曲，但过高的消费者搜寻成本支出则会降低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当中介平台偏差推荐低效用商品时，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竞争扭曲；当中介平台偏差推荐高效用商品时，则会产生“强者愈强”的市场集中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强化平台间竞争并不一定会缓解竞争扭曲，只有在非对称偏差推荐情形下，才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竞争扭曲；强化平台内的商家间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偏差推荐带来的产品高价格和商家高利润，但无法完全消除价格结构扭曲、商家利润分配扭曲和消费者福利损害。据此，数字平台偏差推荐的反垄断政策重点为实施算法透明度政策、赋予消费者必要的选择权和实施算法推荐偏差率上限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