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价值链分工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破解高质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抓手，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支撑作用。本文基于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数据，从数字部门上下游供需联动视角，考察数字化投入如何通过数字经济空间关联促进国内价值链分工深化并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在数字经济空间关联作用下，数字化投入对国内价值链分工深化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该效应主要通过市场联通规模的替代机制、模块化分工的补偿机制以及技术创新扩散的接入机制实现。第二，数字经济空间关联能够弱化地理边界对数字化投入溢出效应的约束，但存在明确的空间尺度特征，当其地理范围处于600公里~2 400公里时，数字化投入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第三，提升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有助于缓解地理距离约束下数字经济空间关联作用的衰减，强化数字化投入经由数字经济空间关联促进国内价值链分工深化的正向溢出效应。本文揭示了数字化投入由单点作用向网络化放大的内在机制，为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协调、充分释放数字经济跨区域增益效应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自2016年起，我国陆续设立了四批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通过先试先行探索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本文基于2014—2024年全国县级数据和双重差分回归策略，深入探究了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政策对试点县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在作用机制上，试验区通过打造特色信贷产品、拓宽抵质押物范围、搭建金融服务平台和提高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有效提升了农民信贷可得性；在此基础上，试点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了优化升级，农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到非农创业活动中。进一步研究发现，明确以惠及农民和农村为试验区改革方向、分管领导具有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是充分发挥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增收作用的关键因素。

规范行政执法、杜绝“逐利执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基于2016—2023年新三板中小企业数据以及城市层面罚没收入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罚没收入依赖度上升对中小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罚没收入依赖度上升将抑制中小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这一效应在非高新技术、非“专精特新”和小微类型的企业中以及在期初高财政压力或高罚没执法强度地区更明显。为应对此类非预期负担，企业倾向于解聘生产岗位的员工和低学历的员工。机制分析发现，地方罚没收入依赖度上升不利于区域营商环境优化，具体表现为抬高中小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剧其融资约束并削弱其经营预期，从而抑制中小企业劳动雇佣规模扩大。拓展研究发现，罚没收入治理改革能显著扩大中小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本文研究结论为新发展阶段加快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优化营商环境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决策参考。

推进家庭适老化改造是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实现健康老龄化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20—2023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探究家庭适老化改造的价值医疗效应。研究发现，适老环境改造能够同时产生医疗减负效应与健康改善效应，发挥价值医疗作用，适老用品配备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适老环境改造通过改善老年人认知功能、情绪功能与社会功能，实现价值医疗目标。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社区适老化改造与为老服务供给能够增强家庭适老环境改造的价值医疗效应；随着家庭居住地与中心城区距离增加，适老环境改造的医疗减负效应呈逐级衰减趋势，健康改善效应不存在明显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老年人健康素养与数字素养是适老用品配备发挥价值医疗作用的关键边界条件。本文可为形成“政府有效引导、家庭理性参与、社会积极协同”的适老化改造推进模式和实现价值医疗提供重要的实证依据。 

本文从产权性质的视角切入，研究国有企业科创板上市标准选择的形成动因、经济后果及优化机制，主要发现：在同时满足“盈利标准”和“非盈利标准”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相较民营企业选择“盈利标准”上市科创板的概率高出861%。然而，国有企业选择“盈利标准”并未产生预期成效，甚至对经营业绩和创新产出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此外，较高的地区公共治理水平和较完善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能够降低国有企业对“盈利标准”的选择倾向。本文不仅对上市标准选择影响因素和注册制改革经济后果的学术研究作出创新性拓展，而且为党和国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全面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提供政策参考。

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领导者借助社交媒体塑造自己的“网红”形象。然而，关于CEO社交媒体化背后的逻辑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现有文献仍显匮乏。本文以2005—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网红CEO”这一独特视角出发，系统考察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红CEO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机制分析表明，网红CEO通过持续参与社交媒体互动并形成快速的市场反馈回路，进而提升企业的存货周转率、营业利润率和总资产增长率等产品市场表现，同时提升企业的分析师跟踪和机构投资者持股等资本市场关注度，最终改善企业整体经营绩效。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在高科技行业以及产品创新水平较高或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网红CEO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有效发挥CEO个人品牌价值以提升企业绩效提供了新的见解，也为企业决策和投资者提供了重要参考。

人工智能叙事对组织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注意力、认知和行为起到重要的塑造作用，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显著影响。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人工智能应用本身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而对人工智能叙事关注不足，缺乏关于人工智能叙事与实际应用之间脱节的分析。本文基于2010—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分析与机器学习方法，从人工智能技术基础、应用、关联概念及战略表述多个维度使用词频分析，构建人工智能叙事水平指标，还引入大语言模型语义分析度量人工智能叙事，以识别丰富的叙事内涵。实证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叙事显著提升了股票超额收益率，其机制在于增强投资者关注度与信心，以及推动企业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在异质性分析上，人工智能叙事对股票超额收益率的正向效应，在投资者注意力集中、城市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若出于“迎合”或“蹭热点”动机进行机会主义叙事，长期将显著降低股票超额收益。据此，企业需要加强投资者注意力管理和回应投资者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关切，叙事需要真实、透明、可验证。监管机构需要优化对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等信息自愿披露的指引。

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背景下，基层党组织引领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联农带农的重要尝试。本文通过比较8个案例，剖析了不同内生模式的引领效果。研究发现：第一，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组织互动共同塑造了政治与经济组织的适应性关系；第二，根据组织间的双边或权威缔约关系，内生模式可分为精英主导企业制、村社主导公共制与抱团发展企业制三种；第三，各模式呈现不同的关系产权公共域特征，公共资源池与普通农民成员的剩余权利束也存在差异；第四，三种模式均有联农带农效应，但精英主导企业制在方式和绩效上相较其他两种更单薄。在机制层面，村社主导公共制偏向保障并扩大普通农民的剩余权利束，而抱团发展企业制偏向扩大关键资源的关系产权公共域，从而产生强农惠农富农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