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作出了新阐释新部署。依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新概括，从新质生产力、数实融合、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5个维度构建了新的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针对已有文献主要以国内为参照进行评价的不足，依据我国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经济现代化发展目标，选取欧盟27国相应指标的平均数为国际参照，利用交叉熵无偏赋权法，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估。评估发现：2012—2021年，得益于我国在新质生产力、数实融合、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不断增强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2021年达到了6792%，日益接近欧盟27国的平均水平。但要实现2035年发展规划目标，还需要针对已有的短板和弱项，进一步加快推进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人才强国建设。

为全面分析计发系数动态调整对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支付缺口的效果，本文将支付缺口分解为长寿风险引起的“寿差损”、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收益率低于记账利率引起的“利差损”、投资收益低于养老金调增额引起的“增差损”。研究发现：（1）实际收益率低于记账利率情景下，动态调整计发系数可直接降低寿差损、间接降低增差损和利差损，预测期间个人账户年度支付缺口先增后减，其精算现值下降约52%。（2）调整计发系数的同时若能让基金实际收益率提高至记账利率，则可降低全部“三差损”，使年度支付缺口精算现值下降约75%。虽然同时调整计发系数和调低记账利率可令支付缺口精算现值下降约80%，但会显著降低养老金。（3）分性别计发系数表和中性计发系数表下的支付缺口差别不大，后者的再分配效应可缩小养老金的性别差距。因此，同时动态调整计发系数和提高基金实际收益率是缩小个人账户支付缺口最有效和可行的方法。

农业服务业化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什么因素推动着这一转型？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基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运用2006—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人口变化下的农业劳动相对价格视角分析了中国农业服务业化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村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引起农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涨，由此引致一系列替代劳动的要素、技术及其组合以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形式出现，最终促进中国农业服务业化发展。同时，劳动相对价格对农业服务业化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小规模家庭经营主导的农业经营格局和中国特色的农业区域、产业差异是中国农业服务业化及其多样化发展的主要原因。本文结论能为更好地理解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提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空气污染不仅会损害人体健康，也会影响企业的决策与行为，从而对微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明确空气污染对企业进入的作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空气污染的经济效应。本文基于2001—2020年区县级月度面板数据，采用气象学逆温现象作为工具变量来缓解内生性问题，系统地考察了空气污染对企业进入的影响。研究发现，PM25浓度每升高1个单位，会使企业进入数量降低08%，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该结论。进一步分析表明，空气污染对企业进入的影响在不同的员工劳动生产率和地区环境规制水平下具有明显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经济视角揭示了空气污染的危害，为政府制定和实施空气污染综合治理政策、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重目标提供了有效借鉴。 

社会失信环境是影响企业投融资结构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考察了社会失信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实际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社会失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地区失信程度越严重，企业越依赖于使用短期贷款进行长期投资，“短贷长投”水平越高。（2）机制检验表明，社会失信通过信息不对称机制增加了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同时也增加了企业内部委托代理成本，导致企业“投资—短期贷款”敏感性提高，加剧了企业“短贷长投”。（3）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银行业竞争较弱的地区和管理层激励程度较低的企业中，社会失信对企业“短贷长投”的推升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4）以“司法主导”为特征的失信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能够发挥显著的治理效应，可以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内部代理成本，进而有效缓解社会失信环境下企业的“短贷长投”倾向。本文研究为理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配置决策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中国数字平台头部企业凭借资本和市场优势大量并购初创企业，引起了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普遍担忧。中国数字平台企业是否存在以消除潜在竞争为目的的“杀手并购”？本文以中国三大数字平台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为研究对象，手工搜集了2012—2021年BAT的146个并购案例，剖析了BAT并购的特征事实、动因与后果。首先，统计分析刻画了BAT并购的6大特征事实：（1）倾向于并购国内初创企业；（2）并购集中于主要收入部门；（3）终止被并购方产品的比例为41%；（4）并购趋势与其他科技公司相反；（5）倾向于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新的领域；（6）并购行业重叠度逐年递增。其次，并购动因分析表明，对于BAT主要收入部门和平台成熟期实施的并购，被并购方产品被终止的概率较低，即已有证据不支持BAT的“杀手并购”动因。最后，并购后果分析表明，BAT并购促进了同行业企业进入数量和并购数量的增长，即未造成“杀伤区”。本文的研究为中国数字平台企业并购政策的构建提供了启示。

竞争是配置资源的高效方式，如何应对竞争是当下人们关切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实验室环境中以公共品博弈为框架，基于个体的合作特质异质性和竞争能力异质性考察了竞争环境下的个体策略，探究了竞争是否能筛选出合作的个体及合作的策略。本文也结合多主体仿真建模，为主要结论提供稳健性。本文发现：博弈历史的作用是非对称的，个体更倾向于受自己过往博弈历史的影响，而非同等程度地受他人历史选择的影响；竞争不显著改变个体的合作水平，但是个体的合作选择在动态中显现出策略性；获胜者多数是非搭便车者，他们通过策略性合作，使小组维持高水平合作，从而获得较高收益。本研究表明，竞争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抑制或促进。在既定评价体系下，如果合作是可行且可能有利的，竞争机制就可以筛选出合作性策略和合作的个体。

双重模式数字平台利用上游市场垄断势力优待下游自有产品或服务的自我优待行为是数字平台反垄断尚不明确的新问题，如何认识自我优待行为的竞争效应以及如何采取最优的反垄断救济政策成为问题的焦点。本文重点分析数字平台实施算法推荐自我优待的行为激励、竞争效应及最优反垄断救济政策选择。分析结果显示，在商家侧具有较强的相对市场势力是数字平台实施自我优待的重要市场结构条件，垄断数字平台实施自我优待会提高其在下游市场的市场势力，并产生对竞争对手的市场封锁，但其对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主要受到搜寻成本和佣金率的影响。从政策的效果来说，结构分离政策、中立政策和数据隔离政策都有助于维护市场竞争，但他们对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并且都具有一定的政策实施经济代价。因此，对算法自我优待行为的反垄断审查应基于个案的经济事实采用合理推定原则进行分析，并考虑不同救济政策的适用条件来选择最佳救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