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水平的评价标准。从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分析，“放得活”体现在完善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管得住”体现在完善市场秩序和社会信用。放活和管住市场不仅要求在制度层面的改革，还要求市场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放得活”和“管得住”市场提供现代技术手段和平台。通过市场文化建设提高市场文明程度，则能弥补制度层面的不足，降低放活和管住市场的成本。制度、技术和文化多层面形成合力协同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数字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技术基础，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数字经济正深刻改变着中国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发展质量。本文主要研究推进地区层面数字经济发展对供应链产生的溢出效应以及对企业成长的影响。首先构建一个包含投入产出关系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分别探讨了推进客户或供应商所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据此提出了可用于实证检验的理论模型和机制假说。研究发现：（1）推进客户或者供应商所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成长，数字经济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对企业成长贡献率约为1/5。推进客户所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高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缓解融资约束两个机制，促进上游企业成长；而推进供应商所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仅通过提高下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促进下游企业成长。（2）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以及外部环境不确定的企业中更为明显。（3）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数字技术缩短了时空距离，推进地理距离较远的客户和供应商所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有利于上下游企业成长。本文为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建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

在数字化这一时代进程中，数字治理、政府赋能理念的崛起，对增进社会福利并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显著促进了地方社会福利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服务型政府建设能有效提升地方社会福利，且高效协同的政务平台扩大了这一福利增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数字治理变革能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与创业活力，实现社会福利增长；结合城市异质性特征，本文还发现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仍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发展差距的数字鸿沟挑战。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6—2021年地方融资平台数据，借助金税三期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税收征管对税收收入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探讨其在平衡债务和财政收入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金税三期提高了税收收入，通过税债替代效应抑制了融资平台债务过快增长，同时通过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和改善非平台企业内部治理，挤出融资平台信贷，进一步抑制债务扩张。本文还对比了税收征管和税率调整在融资平台债务中的作用，发现税债之间可能存在非对称关系。

地价补贴迅猛增长与创新质量缓慢提升并存，是中国工业企业面临的“创新困境”。本文构建以专利质量为产出的生产函数来分析地价补贴对工业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使用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土地出让-专利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地价补贴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研发成本来促进工业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受地价补贴和企业逐利的影响，工业企业创新数量获得爆炸式增长，但这种增长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质量。地价补贴的时效性和程度均对创新质量的提升有一定影响，并且适度的地价补贴促进效果更为显著。工业企业集聚化发展在集聚程度较高的区域内可以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本文为中国推进高质量创新、完善创新激励政策、构建创新质量为主的评价体系提供了参考依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描述多地区参与国内、国际贸易与人口迁移的异质性个体模型，采用2000—2015年全国人口普查、省间投入产出等数据，测算我国国内、国际贸易成本，全要素生产率（TFP）与国内迁移成本，并分析三者的变动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贸易成本以及TFP等冲击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会加剧全国收入不平等，而迁移成本冲击能够降低收入不平等。基于Dagum基尼系数分解发现，我国省间基尼系数明显增加，然而迁移成本冲击能够显著缓解省间收入不平等，并且在与贸易成本、TFP等冲击交互时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省间不平等均有扩大的趋势，通过促进人口迁移能够起到缓解作用。此外，外生冲击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效应。本文结论表明，要充分认识到国内、国际贸易成本以及TFP等冲击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双向作用，通过打破跨地区的人口迁移壁垒，可以缩小收入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本文考察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对非金融上市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突然停止”冲击使企业杠杆率增速下降9956%，其中债权资本和股权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均对杠杆率产生负向效应，且该影响存在持续性；（2）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对外贸易占比高、投资周期长、依赖短期杠杆的企业杠杆率受股权和债权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的影响更加明显；（3）从作用机制来看，债权和股权资本流动“突然停止”通过缩减企业信贷、降低资产价格而降低企业杠杆率增速；（4）进一步分析发现，“突然停止”冲击通过影响企业杠杆率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而适度实施资本管制、外汇市场“逆周期”调节、分类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缓解“突然停止”冲击对企业杠杆率增速的负向冲击。本文为揭示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衍生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同时为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提供政策启示。

2022年之后全球经济面临着复苏和货币政策分化的巨大挑战。在日益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与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分化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本文基于2005年1月至2022年12月的数据，将双重稳健的逆概率加权法（AIPW）与机器学习方法相结合，定量研究了中美不同货币政策组合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相比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本方法最大的优势是能够估计出中美不同货币政策组合对中国货币政策效果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发现，第一，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具有溢出效应，但是其效果整体低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水平；货币政策效果存在不对称性，中美货币政策单独紧缩的效果均大于各自单独宽松的效果。第二，美国货币政策能够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尤其对生产者价格指数以及汇率、进出口、直接投资、外汇储备等外部经济指标影响较为显著，对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内部变量影响较小。第三，从传导渠道来看，中美不同货币政策组合下美国货币政策溢出的主渠道各不相同，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以提升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试图从无政府状态的分析出发，初步探讨国家起源的条件。本文以“冲突的技术”刻画人们在冲突中的争夺投入如何影响获胜的概率，而以“冲突的技术的弹性”刻画获胜概率对争夺投入的敏感性，进而构建了一个法律缺失环境下的内生权威模型，证明了Hirshleifer（1995）关于无政府状态崩溃之后将会出现等级制的猜想，进而给出了国家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具体地，冲突的技术的弹性小于某一临界值时，没有权威的无政府状态成为均衡的社会秩序；冲突的技术的弹性大于这一临界值时，蕴含权威的等级制成为均衡的社会秩序。这表明，冲突的技术的弹性足够大，是国家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本文还以中国国家起源为例展示了该模型的解释力及其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