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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2年 第32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12-06-16
    经济热点
    什么决定了中国商业银行的高盈利
    黄隽, 张春林
    2012, 31(6):  5-14. 
    摘要 ( )   PDF (7961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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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分银行和省际两个层面探讨了中国商业银行高盈利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持续良好的增长使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人们对银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高涨,而政府对存款利率和民间金融等的严格控制,使商业银行处于供不应求和相对垄断的地位。这些是商业银行利润持续走高的最主要原因。虽然2003年开始的银行业改革使银行的市场化程度大幅提升,但是中国的商业银行仍不是自主经营的真正企业。银行的利润主要是宏观和政策环境给予的,这也是银行的高利润备受市场批评的主要原因。
    基于STR模型的中国宏观经济
    周期拐点的识别与预测
    余宇新1, 谢鸿飞2
    2012, 31(6):  15-22. 
    摘要 ( )   PDF (6253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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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应用平滑转换模型(STR)对我国经济周期的运行特点及拐点识别进行深入研究,并成功识别出经济周期拐点。研究发现我国GDP机制转换发生在自身滞后1期,增长率96%是扩张与收缩的临界点;固定投资机制转换发生在自身的滞后4期,增长率19%是扩张与收缩的临界点;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拉动效应具有较为缓慢的调整特征和滞后效应,机制转换发生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滞后2期。
    理论探索
    农产品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
    互动机制及共同原因
    杜两省, 周彬, 段鹏飞
    2012, 31(6):  23-33. 
    摘要 ( )   PDF (8064KB) (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本文从金融市场的实际汇率、真实利率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的农业劳动力成本等角度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认为通货膨胀通过农民的存粮行为、投资的促进、汇率传导三种机制影响农产品价格水平;而在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条件下,农产品价格通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一渠道导致一般物价水平上升,并且影响程度持续上升。本文对这些假说进行了理论分析后使用VAR模型进行经验研究,提出需求面的因素是价格水平变化的主要原因,供给面的因素是农产品价格变化的主要原因。应减少金融市场的扭曲程度,提升真实利率和人民币币值以抑制通货膨胀;在供给方面应改进农业的投入和生产模式,把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同时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稳定国内价格水平。
    解析中国农产品价格的非对称性与刚性——基于空间竞争模型和菜单成本理论的微观阐释
    李智1, 崔校宁2
    2012, 31(6):  34-43. 
    摘要 ( )   PDF (6861KB) (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2007年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经历了多轮大幅度的上涨和回落,而在此过程中,农产品零售价格却形成了有别于批发价格的独立走势,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和刚性特征,影响了政府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拟通过创造性地引入空间竞争模型和菜单成本理论,合理解释这一中观和宏观价格现象的微观基础和深层原因,为政府当前的价格调控和未来的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开拓新的政策视角。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动分析——基于日韩及金砖四国等典型国家1961—2010年的经验比较
    陈亮, 陈霞, 吴慧
    2012, 31(6):  44-55. 
    摘要 ( )   PDF (8230KB) (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显,尤其是2012年中国政府更是八年来首次将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增长目标调低至8%以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及其未来发展潜力再次引发热议。要想对此做出回答有赖于对典型国家发展经验比较的基础上做出科学分析。基于此,本文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经济体日本、韩国,以及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俄罗斯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利用HP滤波法获得的典型国家潜在增长率变动的历史轨迹,深入分析我国及上述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潜在经济增长率变动的总体特征,及其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需求结构变动的显著特征,由此为中国经济实现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供经验借鉴。
    公共经济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激励效应与
    地方税收收入体系
    贾俊雪1, 高立2, 秦聪1
    2012, 31(6):  56-63. 
    摘要 ( )   PDF (6148KB) (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如何维护地方税收体系的有效性,始终是财政分权化改革的核心。本文以我国县级财政实践为基础,系统考察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税收激励作用及其在维护地方税收体系有效性方面的作用。研究表明,我国省级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在税收激励方面并不成功,未能在促进县级地方税收收入增加、维护县级地方税收体系有效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以来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专项转移支付具有良好的激励作用,有利于县级地方税收收入特别是营业税和增值税共享收入的增加,税收返还和财力性转移支付均不利于县级地方税收收入增加。
    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均等化
    效应测度与评价——基于横向财力失衡的多维视角分析
    赵桂芝1, 寇铁军2
    2012, 31(6):  64-70. 
    摘要 ( )   PDF (5384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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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我国横向财力失衡的财政调节效应为视角,采用省级财政收支数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以及我国各区域人口数据,运用泰尔熵指数模型对我国现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财力均等化效应进行了多维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对横向财力失衡的调节方向和调节力度呈现多重性、复杂性特征。最后,本文围绕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均等化定位提升、策略调整以及制度创新等多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金融研究
    效率促进还是掏空——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的效应研究
    许荣, 刘洋
    2012, 31(6):  71-82. 
    摘要 ( )   PDF (9386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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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股份,理论上存在效率促进和掏空两种动机。本文实证发现,大股东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比率和市场公告效应显著正相关。这一正向市场公告效应是由大股东资产认购而不是股份增持或现金融资造成的。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定向增发完成后一年股票收益率和公司会计绩效变动,为大股东资产认购参与定向增发具有显著的效率促进效应提供了实证证据。这一研究为企业集团通过内部资产重组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支持,同时也对定向增发宣告效应提出了新的解释。
    终极控制权、大股东制衡与
    信息披露质量
    唐跃军1, 左晶晶2
    2012, 31(6):  83-95. 
    摘要 ( )   PDF (9638KB) (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特殊资产保护出发,基于终极控制权,探讨控股股东和其他大股东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战略及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1)虽然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显得越可靠和及时,但控股股东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2)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即其特殊资产卷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卷入信息操纵。提高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但同样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3)其他大股东可能阻碍控股股东操控信息披露,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可能对信息披露以及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产生负面作用。(4)其他大股东制衡度与信息披露指数、信息披露可靠性和及时性之间表现为显著的U型关系。
    产业经济
    中国产业层次对地区初次分配
    福利水平的提升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丁梓楠1, 穆怀中2
    2012, 31(6):  96-105. 
    摘要 ( )   PDF (7049KB) (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本文利用1993—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地区初次分配福利系数和产业层次系数,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产业层次对地区初次分配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层次与地区初次分配福利水平正相关,产业层次越高,初次分配福利水平越高,产业层次对初次分配福利水平具有提升作用。产业层次系数增长率与地区初次分配福利系数增长率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规律。这种U型变化具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区域性特点。产业层次的进一步提升对西部和中部福利水平的改进更明显,现代服务业产值结构提升的福利效应将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体现得更明显。
    动态与综述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
    王瑜
    2012, 31(6):  106-112. 
    摘要 ( )   PDF (4725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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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民工荒”和劳动力工资上涨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激烈争论。本文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总结为四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既源于判断标准和依据的差异,也受到了不同统计数据的影响。但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以相当比例存在的这一基本矛盾与刘易斯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本文认为,这个矛盾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并且刘易斯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不能直接地以经典的刘易斯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新现象亦不能简单地与经典刘易斯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需要修正未考虑制度性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消除城乡分割影响以使得中国经验适用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