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18年 第38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8-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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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

贫富差距、供求弹性与房价*

况伟大1,陈晶2,葛玉好3

2018, 38(3):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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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中国的贫富差距和房价居高不下，但现有文献忽视供求弹性与贫富差距交互作用对房价的影响。据此，本文构建结合贫富差距和供求弹性的住房存量调整模型，使用中国2002—2012年7省份33个城市的UHS数据发现，收入和财富的基尼系数对房价有正影响；供求弹性对房价分别有负影响和正影响；收入和财富基尼系数与供求弹性交互项对房价分别有正影响和负影响。据此，为防止房价泡沫，各级政府一方面应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应增加土地和住房供给。


房价波动、隐含担保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宋凌峰,牛红燕,刘志龙

2018, 38(3):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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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优先倾向导致信贷投放向房地产业集中，房地产价格波动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日益突出。本文基于银行与房地产两部门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分析框架，从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研究房地产部门对银行的风险传导机制，构造银行对房地产部门的隐含担保比例作为度量风险传导强度的指标，运用TVPVAR方法刻画2002—2016年我国房价波动与房地产部门、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动态演变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风险主要通过银行信贷从负债项进行风险传导，房地产部门风险对风险传导强度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突变，银行系统性风险存在非线性加速恶化特征。本文最后提出要稳定房价、拓宽房地产融资渠道、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等建议。


理论探索

文化贸易存在进口引致出口吗*——基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分析

刘晓光1 杨连星2

2018, 38(3):  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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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贸易发展对于提升一国“软实力”和打造“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工业品贸易领域广泛存在“进口引致出口”机制是中国货物出口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该机制在文化贸易领域是否同样存在对于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中国文化贸易微观产品层面六位码数据，对文化出口指标进行了二元边际结构性特征分解，实证分析发现：第一，总体来看，文化产品进口对出口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中国文化贸易中并不存在；第二，文化产品进口对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并不存在显著的引致效应，文化产品进口对集约边际甚至还有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三，上述结论在不同的二元边际指标和持续期分样本估计中均成立，尤其是二元边际水平较高的核心文化产品和具有较长贸易持续期的产品样本；第四，细分不同类别来看，目前仅在图书及其他印刷品比较标准化的文化产品贸易中，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口引致出口效应。总体而言，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文化贸易中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可能是导致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进口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将是强化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关键。

公共经济

土地财政制度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

唐云锋,吴琦琦

2018, 38(3):  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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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动态系统GMM模型，运用Stata软件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对2009—2015年中国15个大中城市房价水平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维持地方财政，土地财政是导致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2）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房企共同经营土地，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做大土地财政拉动地方经济。（3）中央政府选择有利于中央政府效用水平增加的经济发展方式。所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房企会形成经济增长联盟共同推动房价上涨。（4）房企行为对土地财政导致的高房价具有放大效应，且作用效果在东部、中西部地区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本文的贡献是发现了房企行为与土地财政、房价上涨之间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为找到缓解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措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金融研究

网络借贷中羊群效应的存在性、驱动机制与投资者投资效率*

胡金焱,宋唯实

2018, 38(3):  5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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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究了网络借贷中羊群效应的存在性、背后的驱动机制以及对投资者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标的流标风险和时间固定效应后，我国网络借贷投资者群体中存在显著的羊群效应。进一步，标的羊群效应程度与借款人信息以及投资者类型紧密相关，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越低，参与投资的投资者风险厌恶程度越低，则该标的的羊群效应越显著，说明羊群效应是“风险厌恶程度较低的投资者期望通过模仿他人的投资选择来消除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违约风险”造成的结果。最后，网络借贷中的羊群效应有利于提升投资者的投资效率，具体表现在羊群效应提高了投资者成功投资的概率，并且有助于投资者在低质量标的中将资金投资到潜在违约风险更低的标的之中。

企业与组织研究

融资约束视角下的运营资本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张冬洋

2018, 38(3):  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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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缓慢，产业和总需求分析框架失灵。本文从供给侧动力和非正规金融入手，研究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运营资本的关系。本文利用1999—2013年非上市企业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运营资本对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但是，这种关系只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成立，对国有企业并不成立。本文进一步引入融资约束机制，论证了运营资本是中国非国有企业突破融资困境、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金融中介。

 

增长与发展

股权金融市场、增长方式选择与平衡增长：传统与新兴部门视角*

芮红霞,郑江淮

2018, 38(3):  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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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股权金融市场对增长方式选择和平衡增长的影响，本文基于传统与新兴部门的差异，构建动态理论模型并利用“Simulink”技术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理论分析发现股权金融市场效率对平衡增长具有增长效应且存在门槛条件，效率高于门槛值时股权金融市场发展将提高平衡增长率和创新贡献率。总体上，发展股权金融市场将促进我国平衡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变，但东、西部地区存在差异，发展股权市场可以加快东部地区创新型增长而对西部地区没有显著作用。

两种冲击视角下中国城乡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研究*

颜蒙

2018, 38(3):  1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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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的准确测算，一方面能够对经济波动根源的差异化理论做出评判，另一方面也直接关系到政府对于经济政策的选择。本文基于Lucas福利成本模型，采用BN分解公式对消费序列进行分解，估计了暂时性冲击和持久性冲击所造成的经济波动福利成本。本文研究证实，持久性冲击所造成的经济波动福利成本远大于暂时性冲击所造成的福利成本，避免不利供给因素所带来的持久性冲击，是增进城乡居民福祉的重要举措。这与当前所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契合。


动态与综述

创新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31次年会综述

田超伟,郭百红

2018, 38(3):  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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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4—5日，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31次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大会由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领导小组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来自全国70多所高校的2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参会嘉宾包括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研讨会领导小组组长、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南开大学原副校长逄锦聚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教授以及教育部社科司谭方正司长等。本次会议包括大会演讲、院长论坛、分组讨论、自由发言等环节，其中，提交的会议论文160余篇，13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与了会议发言和讨论， 并为任保平、范从来、陈享光等八位学者颁发了“兴华优秀论文奖”。
本次研讨会召开于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之际，围绕着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济发展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以及新观点等内容，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集思广益，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明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
卫兴华教授指出，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宣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转化，不能简单地照抄中央文件的论述，应当具体分析与研究。要运用习近平同志强调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与主要矛盾转变的辩证逻辑。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另一方面，我国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生产力水平还相对落后，高质量的有效供给不足。2016年中央还在强调“三个没有变”，其中包括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没有变，而现在则强调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针对这一问题，宣传上都避开不讲，但理论工作者不能回避。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了重点说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强调发展的新阶段、新目标、新任务，以推进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
武汉大学郭熙保教授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依据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国情，他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阐释了主要矛盾的变化。从需求方来说，美好生活需要相对于物质文化需要，包含的内容更丰富、更全面，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的需要，这归根到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从供给方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发展的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发展不充分是指发展水平还较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包括收入分配不均、城乡差距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很多方面。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协调问题的关键是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
二、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问题
洪银兴教授提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他指出，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特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强调共同富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着力于四个方面：一要构建现代化的动力体系，即支持创新驱动的国家创新体系；二要构建现代化的内容体系，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三要构建现代化的供给体系，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产业结构和市场配置体系；四要构建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即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辽宁大学林木西教授认为，现代化经济的新体系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高质量的供给体系，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到实体经济方面，加快建设一系列的强国成果；二是高效益的创新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三是高水平的“三农”体系，坚持农业、农村协调发展；四是协调发展的区域结构体系；五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六是内外联动、双向互济、全面开放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经济。
（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刘伟教授指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契合了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着眼点是生产者，落脚点在提高效率基础上的结构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在生产上，这里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就劳动者而言，造就千百万劳动大军，培养有敬业精神的工匠，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在人和物的结合上，造就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先进的企业；三是在企业和企业的结合上，造就一大批新型的有竞争力的产业。
南京大学范从来教授从民间投资的退出与进入角度阐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特征。他分析了民间投资在三大产业中的结构性变化，认为农业智能化、产业化使得我国第一产业换发活力；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是我国后工业化时代的关键；城市发展集约化和服务化，尤其是社会服务业的提高，将为中国经济创造巨大的财富；我国经济中的新技术行业和消费服务业将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清华大学魏杰教授认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四十年，存在明斯基顺周期理论所揭示的金融风险问题。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任务，需要着重坚持五大举措。一要抑制主要来自于房市的资产泡沫；二要稳住外汇，对非技术的海外并购要严格审查；三要稳住债务，一方面要大幅度降低国有企业负债表，去杠杆，另一方面解决地方债务的潜在问题；四要治理由改革或新技术引起的金融秩序；五要掌控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王国刚教授着重区分了“脱实向虚”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技术进步导致金融载体发生变化，从而产生的“脱实向虚”；第二种是市场交易中发生的脱离现货交易越来越远的 “脱实向虚”；现在常讲的“脱实向虚”属于第三种，即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走向金融。如此多的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转向金融交易，原因在于实体经济所能提供的收益低于资金投资者、资金运作者的预期收益。解决这种“脱实向虚”问题，一要降低工业的金融成本，提高工业企业的利润；二要支持工业企业直接融资，提高其自有资本数量。
南京大学沈坤荣教授认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要着力处理好四对关系：短期稳增长和长期增潜力的关系，减少资源配置扭曲与创新驱动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他认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必须格外关注地方政府行为，大力校正扭曲的资源配置机制，增强民间投资的活力，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和提质增效赢得时间。
辽宁大学谢地教授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充分考察供给侧运动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运用，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断升级的物质文化以及生态环境需要的关键举措，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从富到强转换的不可或缺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问题
四川大学蒋永穆教授认为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质的规定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地产权制度层面的集体所有制；二是农业经营主体层面的家庭基础；三是农业经营方式层面的统分结合。坚持这一制度需要着重解决的五个问题：一是家庭经营基础地位受到冲击的问题；二是集体经济功能弱化的问题；三是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面临困境的问题；四是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不足的问题；五是统一经营需要加强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路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探索农地“三权分置”；二是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发展多元化经营形式；三是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营形式的统一经营；四是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南京大学高波教授构建了农业脱钩指数，用实证的方法论证了工业偏向发展战略是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他指出，我国工业对农业的带动效应并未显现，且城乡收入差距有较强的循环累积效应，应发挥政府“强制性反哺”的作用。
（三）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问题
吉林财经大学宋冬林教授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传统机制体制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第二，传统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没有从根本上得到优化改善；第三，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没有得到充分激发；第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东北老工业基地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变革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破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提升生产力水平。一要再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微观主体，着重处理好国企与私企、央企与地方国企的关系；二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政策落地实施；三要重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四要培育壮大支撑东北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新动能。
北京师范大学赖德胜教授指出振兴东北经济，一要充分利用东北工业经济优势，促进东北制造向中高端迈进；二要加大“大农业”基础上的深加工，发展轻工业；三要协调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的发展；四要发挥“双创”作用，推动依托重工业的小微民营企业发展；五要重塑生产人力资本教育培训体系。
（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
北京大学黄桂田教授认为，无论从世界范围还是从理论逻辑演绎来看，不存在一般化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能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应随之改变，理论界要时刻关注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刘元春教授认为，依靠政府建设市场的渐进式改革的最大局限是渐进改革中会产生利益集团，从而导致利益固化、阻碍改革。新时代需要依托于上层建筑改革和社会建设来推动经济关系的调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中必须通过反腐倡廉、社会整顿、政治生态的转化，树立法治有为的强中央，才能确保改革成功。
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只是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措施，绝不是唯一措施，甚至也不是主要措施。目前，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0%左右，国有企业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是所有制改革，而是企业内部制度和机制的健全完善，决不能以混改的名义搞国有企业私有化或者变相私有化。
（五）“一带一路”与开放型经济问题
南京大学张二震教授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下中国已然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其背后深层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全球化的国际分工，给我国带来了发展机遇；二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发展的条件和基础较好，政治稳定、经济制度合理。
北京大学张辉教授认为，世界经济形成了双循环体系：一是中国和发达经济体，二是中国和发展中经济体。我国把发展中经济体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并从中低端上升到中端，在此过程中没有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无论从经济规模、贸易总量或结构上看，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提出“一带一路”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引领作用。
深圳大学陶一桃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与资本制度问题。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迫切需要通过文化与价值包容、认同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建立一个可操作的制度文化共同体。
三、就业与收入分配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指出，我国转型时期收入和财产差距呈现四个特征：劳动报酬内部差距主要源于个体之间要素禀赋及其市场定价的差别；分配中用财产获得财产的特征已十分明显；贫富差距的主要方面已由穷人太穷转变为富人太富；开始呈现代际传递的特点。我国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过大根源在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市场化改革与按要素分配的实行以及资本强权和劳资利益关系失衡等。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初次分配中合理配置财产权利和在再分配中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尤其是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
中国人民大学谢富胜教授认为，现在谈中国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言之过早。第一，2002年以来，我国产业后备军数量虽有下降，但总规模仍超2亿人；第二，我国产业后备军存量的下降是由农业生产潜在剩余人口减少主导的，无论是城镇产业后备军、无业农村劳动力还是失业农民工的数量都有所增加。第三，现阶段伴随着产业后备军数量减少的同时，我国各行各业普遍存在严重的超时劳动现象。
西南财经大学盖凯程教授认为，收入分配关系及其利益结构演变背后的核心逻辑是社会生产关系。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制度是实现国民财富与利益共享的根本保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产调节与收入分配制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在财产权利制度构建、顶层设计、行政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制度设计。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体系构建的问题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主张从五个方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第一，充分阐释新时代、新矛盾、新思想、新目标和新举措；第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第三，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阐述这一新命题，研究发展的新战略；第四，进一步拓展研究对象范围，在着力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同时，加强对社会发展和上层建筑的研究，着重引入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研究；第五，为引领世界前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四川师范大学丁任重教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讲述了政治经济学具有的四大特征，即基础性、包容性、阶级性和历史性。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整个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不宜将政治经济学放在经济学大类中的二级学科中。
教育部社科委经济学部召集人李晓西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逻辑、特点与西方截然不同，若仅仅以国家、政府或市场的视角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是有明显缺陷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关键在于研究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有机结合，同时要具有世界视野和国际语言。
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重点研究的五大关系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如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的问题；第二，经济体制层面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如宏观调控模式问题；第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关系问题，关键是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第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问题；第五，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问题，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