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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第40卷 第11期    刊出日期：20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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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

投资者关系管理与企业风险承担*

伊志宏, 丁艳平, 陈钦源, 杨圣之

2020, 40(11):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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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的功效不仅体现在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上，促进企业科学决策，合理进行风险控制，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也同等重要。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南京大学联合中国证监会开展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状况调查，实证检验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1）投资者关系管理越好的企业，企业承担的风险水平越低，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具有自主性治理效应，能抑制企业过多的风险性行为，从而有效降低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水平。（2）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这一治理效应在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薄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说明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一定程度上能形成企业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弥补，从而对企业所承担的风险产生治理作用。（3）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抑制企业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降低了企业所承担的风险水平，而与此同时，没有证据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导致了企业投资不足，从而带来投资效率的损失。（4）CEO财务背景和董秘专业能力的内部因素以及机构投资者调研、网络媒体平台开通的外部因素对于企业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服务外包与产业链长度：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陈启斐, 蔡璐

2020, 40(11):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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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Antrs et al（2012）方法，利用中国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投入产出表测度30个省份17个细分行业的产业链长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服务外包对延伸产业链长度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从整体上看，服务外包对我国产业链长度攀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服务外包每提高10%，可以促进我国产业链长度提升062%。第二，从细分类型的服务外包看，交通仓储外包对产业链长度延伸的促进作用最大。第三，分地区研究发现，服务外包对中部地区产业链长度提升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小。第四，分行业后发现，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链长度均有提升作用，但是对服务业促进作用是制造业的近2.7倍。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陈志刚

2020, 40(11):  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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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姚凯, 王亚娟

2020, 40(11):  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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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资源效应和文化冲突效应，两种效应的高低决定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最终影响。本文以 2011—2017 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和企业吸收能力以及CEO两职兼任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1）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资源效应大于文化冲突效应；（2）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3）CEO两职兼任减弱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4）既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又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强，仅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弱；（5）东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中西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不显著；（6）在完全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在垄断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

年轻高管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来自“代理冲突观”的证据*

李文贵, 严涵

2020, 40(11):  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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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纷纷实施高管年轻化战略的背景下，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分析和检验了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理。本文基于“个体认知观”和“代理冲突观”展开理论推演，采用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年轻高管会显著加剧企业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且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进一步针对具体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年轻高管在投资决策中选择了更多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但在不能迅速提升个人收益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上与年长高管没有显著差异。同时，年轻高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效应仅仅存在于高管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样本企业，且更高的独立董事比例能显著抑制年轻高管的股价崩盘风险加剧效应。这表明，年轻高管个体认知层面的风险偏好被其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代理冲突所扭曲，进而为年轻高管风险偏好的“代理冲突观”提供了实证证据。

监管存在“扶贫效应”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处罚事件的研究

漏世达, 张敏, 刘耀淞

2020, 40(11):  8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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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我国2001—2015年被中国证监会及其下属证监局处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是否存在“扶贫效应”。研究发现，违规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它们受到的处罚程度越轻，即监管机构会相对弱化对落后地区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这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可能存在“扶贫效应”。并且，与行政处罚相比，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更容易成为监管“扶贫”的手段。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例，初步揭示了监管“扶贫效应”的存在性，丰富了选择性执法领域的研究。同时，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深化多层次证券市场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能否激发农村金融市场*——基于银行贷款数据的实证分析

亓浩, 吴本健, 马九杰

2020, 40(11):  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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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抵押品范围是缓解农村金融困境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思路下，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被寄予厚望，成为近年来农村政策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使用2010—2016年1 024家农信社和农商行的数据，利用2015年12月国务院在天津市蓟州区等59个试点县（市、区）开展为期两年的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对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对涉农贷款供给的影响进行了检验。本文认为，现阶段农民住房面临着价值评估难、抵押物处置难的问题，抵押效果不佳。实证结果显示，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没有显著增加涉农贷款供给，对农村金融的供给作用有限。本文在考虑了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对其他担保方式的替代作用、农地经营权抵押和“三块地”改革的影响之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应着力做好农房抵押贷款改革的配套措施，推动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扩大农民住房财产权的受让范围，充分挖掘住房财产权的价值潜力，缓解抵押物处置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