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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41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1-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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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与对策

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何青, 冯浩铭, 余吉双

2021, 41(5):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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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冲击了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很多国家推出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危机。从经典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博弈理论来看，应对本次疫情冲击的各国货币政策协调性不足，“以邻为壑”的非合作均衡效果明显。为数不多的货币政策协调也存在执行力不足、深度与广度不够、新兴市场国家话语权低等问题。在世界经济紧密联系、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加强的背景下，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国际组织需要创设协议和合作剩余分配机制，寻找货币政策刺激效果和防止国际资产泡沫之间的平衡，加强政策沟通和信息共享，提高新兴市场国家话语权，建设有效的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机制。中国应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建立长期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在现有的IMF和G20等平台上发挥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协调桥梁作用，通过持续开展央行间技术性合作等措施参与和推进协调进程。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协作治理能力*——中国省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文本分析

张双鹏, 刘凤委

2021, 41(5):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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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治理，是应对公共危机形成的一种新的治理形式。本文使用文本分析法考察了2020年2月末各省区市政府在本次疫情应对政策中协作治理能力的四种关键机制：促进式顶层领导、开放式参与路径、明确的协作职责、透明信息披露的运用情形及运用效果。研究结果显示，30个省区市都在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四种机制的运用存在差异，整体上沿海地区运用协作治理机制更充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政府协作治理机制的运用显著促进了各省份疫情中第三产业的经济恢复水平，原因在于其改善了省级层面经济恢复的市场环境。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强大的政府协作治理机制有助于社会快速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也是优化市场环境的政府治理新途径。本文为政府协作治理的机制构成与实际效果提供了重要补充，在公共危机应对的背景下发展了政府治理的理论内容，为公共危机情境下政府职能转变思路提供了参考。

商业银行竞争与公司盈余管理*

孟庆斌, 刘岚溪

2021, 41(5):  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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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07—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银保监会公布的商业银行在各城市开设分支机构的数据，构造地级市区域银行竞争指标，检验了商业银行竞争程度与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银行业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对机制的考察表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得益于银行债权人治理作用不断加强。本文选择2009年银保监会放开银行设立分支机构限制的政策作为外生事件，并通过构造工具变量等方法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本文的结果从债权人的角度丰富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文献，同时对银行竞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有益补充。

中国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比较*——基于全球夜间灯光数据

陈梦根, 张帅

2021, 41(5):  4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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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衡量一国或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时，统计学上一般有收入和消费两种视角。本文利用城乡住户调查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居民消费水平，以全球夜间灯光数据为参照，综合收入端与消费端信息，对1997—2016年中国31个地区的真实生活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证实，灯光亮度与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可以用来估算真实生活水平。根据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得到，真实生活水平的最优无偏估计中消费水平的权重范围为（2795%，3831%），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权重范围为（6169%，7205%）。相对于消费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更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生活水平。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样本期内居民生活水平增速小于人均GDP增速，可见经济的发展并未完全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生活水平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东部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分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7倍和21倍。

绿色投资会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能源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陈宇峰, 马延柏

2021, 41(5):  6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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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全球能源危机和国内雾霾污染的巨大压力，如何通过绿色投资以改善环境污染是当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效，而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专利创新对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的积极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媒体报道的正面倾向性则会减弱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但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对绿色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

“严监管”下审计监督的个体治理效应*——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研究

褚剑, 陈骏

2021, 41(5):  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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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视角研究审计监督对国有企业发挥的个体治理效应。采用2007—2017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本文以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严监管”背景下审计监督对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个体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显著抑制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并且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2013年开始的“严监管”时期。这一结果在多种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负向关系不仅受到审计监督的动机和能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国有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最终，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有效缓解地方国有企业因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引致的公司价值减损和股价崩盘风险。

核电的经济特性及其安全性管制的有效性分析*

王俊豪, 胡飞

2021, 41(5):  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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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是一种清洁能源，在能源供给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但核电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核电的经济特性决定了核电安全管制需求。以管制经济学为研究视角，本文将核电安全性管制措施分为行政强制手段为主的直接安全性管制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安全性管制两大类。研究发现，核电企业投入和安全管制检查频次与事故发生概率密切相关。核电企业的安全投入会随着安全隐患风险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并且也会随着被发现安全隐患事件带来企业损失的增加而增加。核电企业因被管制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所承受的损失太小是造成安全管制检查失效或产生负面效应的根源。据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提高核电安全性管制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