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建设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制度创新

刘伟

2015, 35(1):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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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
和搞好混合所有制经济

卫兴华,何召鹏

2015, 35(1):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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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企业本质：国企混合
所有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李跃平

2015, 35(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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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丽,肖仁桥,陈忠卫

2015, 35(1): 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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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入工业“三废”和CO2等指标的情况下，本文基于共同前沿理论，利用规模报酬不变和可变的DEA模型测度分析2003—2010年各省份企业绿色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效率以及区域间的技术差距，并对无效率值进行分解，最后检验两阶段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考察期内中国企业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偏低，且均呈现下降趋势，各阶段纯技术效率持续减少是其主要原因。与传统效率相比，绿色效率值更低，绿色与传统成果转化效率省际排名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表明经济效率不高省份在技术环境效应转化中依然落后。②各省份、区域间效率差异明显，TGR值显示，东部地区两阶段创新技术水平均高于中西部，且存在差距继续扩大的风险。大多数东部省份两阶段无效率主要受制于企业管理水平低下，而生产技术差距和管理无效率则是中西部省份的共同制约因素。③国有经济比重、外商投资和技术交易环境对科技研发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企业规模则起阻滞作用。技术交易环境优化显著促进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而企业规模和国有经济比重具有负影响。

我国不同形式转移支付财力
均等化效应研究

贾晓俊,岳希明

2015, 35(1): 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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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基尼系数分解的方法考察了我国转移支付的地区间财力均等化效应。计算结果显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资金分配上均向财力较弱的地区进行了倾斜，具有财力均等化效应，在强度上，一般较专项要强。在构成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诸多子项目中，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向财力较弱地区的倾斜程度最强，教育转移支付次之，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励补助以及调整工资转移支付。但是由于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较大，财力均等化效应最强。

地方政府对城市土地供给的影响研究：
理论与实证

蒋南平,徐慧

2015, 35(1): 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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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地方经济增长将导致城市土地过度供给，城市土地产出弹性越大且政府在城市土地出让金中的收益比例越高，城市土地过度供给的程度就越深，并且随着城市土地供给的增加，地方经济中内生含有降低居民收益分享比例、提高政府和企业分享比例的趋势，这构成地方政府不断增加城市土地供给的重要诱因。解决我国城市土地过度供给的根源在于改变地方政府以增长为导向的适应性调整策略，优化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城市土地权属关系，调整我国现有城市土地收益的分配格局，将城市土地供给置于长期化的视野以及制度化的平台上进行，使地方政府的城市土地供给行为与资源的高效化、集约化利用目标相适应。

金融体系制度性顺周期机制：
理论与实证分析

宋科

2015, 35(1): 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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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属性会显著放大经济“繁荣—萧条周期”并导致金融不稳定，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频发的重要启示之一。与传统文献关注金融体系“自身行为顺周期效应”不同，本文聚集于“制度性顺周期效应”，从资本监管、贷款损失拨备制度以及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等三个典型事例切入，对金融体系的制度性顺周期机制进行系统阐述。结果表明，根植于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中间的制度性正反馈机制与经济波动程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首都经济圈八大经济形态的比较与启示：
伦敦、巴黎、东京、首尔与北京

刘瑞,伍琴

2015, 35(1): 7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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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各国首都的经济结构一般都具有八个组成要素：服务、总部、知识、绿色、园区、临轨、临空和临港。首都经济总是先经历极化效应，然后再转向扩散效应，最终在一定区域内形成首都圈经济。本文通过可比和可获得数据的收集整理，比较了北京与伦敦、巴黎、首尔和东京四个国际性首都圈，在服务经济、总部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园区经济、临轨经济、临空经济和临港经济等八个方面的发展变化。运用极差阈值法综合比较后发现：北京作为首都经济单体，发展具有一定实力，排名居中；但若把京津冀作为首都经济圈与之比较，则发展排名最后。目前严峻的现实是：单靠北京自身力量已经难以化解大城市病，只有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即建立全域性的首都圈经济，才能实现首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市场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企业制度化研究 ——基于国美电器的案例分析

赵晶,祝丽敏,王明

2015, 35(1): 9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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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动态环境中，企业需要应对规模和效率的二元性要求，即对新市场机会的探索和原有确定性的利用。根据环境的主导要求，灵活调动资源分配的组织具有市场适应性。制度化是企业构建或提高市场适应性的有效途径。市场适应性要求企业对环境变化做出迅速反应，而作为重要资源的社会资本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和市场适应性不会自动匹配，存在动态耦合，从而使企业制度化更加复杂。通过对国美电器案例的纵向研究，本文探讨了市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的动态耦合机制对企业制度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原有社会资本和市场环境的耦合程度会决定企业制度化的进程：当耦合程度低时企业制度化加快；反之，企业制度化减缓。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学术研讨综述

刘舫舸

2015, 35(1): 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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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4年11月1日，受国家社科基金委托，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7家期刊联合主办，云南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7家期刊分别是（排名不分先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社、武汉大学《经济评论》、东北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社、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首都经贸大学《人口与经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在研讨会上，由各家期刊邀请的学界嘉宾和期刊编审专家畅所欲言，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表现形式、挑战等相关热点问题，做出了热烈的讨论。
二、新常态的内涵
（一）外部环境特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教授认为，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以下外部环境特点：第一，发达国家经济明显复苏，新兴经济体分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利大于弊；第二，全球经济治理向旧体系回归，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仍占主导地位，多元化货币体系夭折；第三，新兴经济体实质性主动参与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第四，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受到很大挑战；第五，WTO多边框架下的贸易谈判受到挑战，实质进展遥遥无期。
云南师范大学周文教授认为，改革开放35年，高速增长态势已经结束，新的常态是中低速增长，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剂，中国的未来发展尽管面临挑战，但是未来增长可以乐观判断。
（二）新常态的表现形式
徐洪才教授认为，新常态的表现形式有以下五点：一是三期叠加，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问题、生态问题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未来呈现中高速增长态势；二是经济结构悄然发生变化，消费能力增长，消费结构升级，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产业结构改变，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三是潜在五大风险（产能过剩、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外部风险冲击）逐渐解决；四是各项改革稳步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逐步理顺；五是宏观调控方式创新，扩大了定向调控和结构性减税。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肖卫国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表现为：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其中潜在GDP从以往的高速增长转化为中高速增长，经济、产业、消费结构优化，要素动力转化为创新动力，三期叠加、各种社会矛盾交织。
云南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赵果庆教授从科学层面和社会层面两个方面分析了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在科学层面，新常态是新的均衡点。经济系统受到多种约束和非线性作用，均衡点不是唯一的。我国经济目前处在换挡期，低速增长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有三个基本特征：相对稳定，新的最优化状态，具有长期性。从社会层面上分析，要素极大扭曲、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人均差距等社会问题约束了经济增长，解决非均衡状态，进入公平增长，从高速增长转换到中速兼顾公平的增长方式是新常态的内涵。
武汉大学《经济评论》主编叶初升教授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认为，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是经济结构发生调整，外在表现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低速，发展方式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由出口转向创新；内在原因为，从贫困陷阱出来的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结构问题、技术问题，经济发展出现停滞，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三）增长路径
徐洪才教授认为，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应该把握三大红利：对于技术创新红利，需要提升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解决国有企业的短期投机行为；对于人口红利的消失，应提高人才红利；对于全球化红利，人民币需要加快国际化，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陈彦斌教授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我们应该以平常心对待，习惯于没有高速增长的模式，区分潜在增长与长期增长，适应工业化被服务业取代、消费模式取代投资模式的格局，吸收国际经验，应对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在新常态下的挑战。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庞明川教授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新做法为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在世界范围内，结构性扩张，需求管理，量化扩张，供给扩张。
周文教授从理论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新常态下的增长路径如下：第一，市场化改革。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要素价格扭曲，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才能纠正。但是要素价格也不能全部市场化，比如关系国计民生的部分就不能完全市场化。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古典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我国的新常态下，突破了主流理论，强调了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二，包容性增长。衡量增长的指标，不再是量，而是包容性、公正性。突破点为：土地改革、农地归农化、新农村建设、解决土地财富流转等。第三，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口红利不再，应增加农村公共服务，缩小城乡二元户籍待遇差别，用人口结构优势替代人口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编辑部宋志刚主任认为，应该对新常态的内涵界定清楚，允许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调结构，让低效企业退出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杨万东教授分析了新常态下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他认为经济发展30年为一个周期，1949—1979年是红色政权的经济政策，1979—2009年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占主导。在新常态下，应该吸取60年的经验教训，将新的经济增长点着眼于以下三点：第一是被忽略的农村经济，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第二是新增长的技术突破点为信息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第三是将过去的拼规模、拼技术的线性力学式增长方式，转化为追求内部协调，技术、制度创新的细胞分裂式增长方式。
赵果庆教授认为，实现新常态的目标关键是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推行新型城镇化作为GDP增长的新动力，而不是规模扩张，注重质的提高，大幅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三、新常态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方式
（一）货币政策
肖卫国教授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第一，我国目前货币政策目标多，效果不明显，在新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不堪重负，货币政策负担调结构的重任；第二，常规货币政策应对稳增长、保就业的有效性不足，其中表现在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的有效性不足，降低存款准备金的主动性不足。肖卫国教授认为在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应该做以下选择：第一，短期结构化货币政策非常规化，利用数量工具、价格工具，定向精准支持，定向降准，支持小微企业、三农企业，构建利息走廊，降低融资成本，以时间换空间，全方位多方向改革；第二，构造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造市场主体，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消除利率洼地，厘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疏通信贷资金与实体经济的通道。
（二）国际贸易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李卓教授从国际贸易视角阐述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新常态。李卓教授认为，中国对外开放已经持续20年，过去的对外开放战略广泛性和系统性不足，在新常态下，应该继续延续以前的思路，着眼于内部，体现比较优势，重点在技术进步、内源性研发，内生于自己内部的创新。应该审视新常态，谁是主体，目标如何定位，有哪些可选择工具。过去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赶超型的对外开放。在新形势下，贸易对外扩张可以沿着过去轨道，将产能向外输出。要全方位深化对外开放，保持扩张型外贸，吸引外资，对外投资要考虑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在新常态基础上求得新发展。
（三）资本市场
武汉大学《经济评论》罗琦教授从资本市场角度分析了新常态下的挑战。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存在粗放型投资、低效率、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和谐等问题，资本市场的高资金成本与低回报不匹配。在新常态下，需要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加强投资者保护，促进利率市场化和投资安全。
（四）劳动力市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研究所黄荣清教授从人口研究角度，探讨了在新常态下应该重新审视人口增长问题，对户籍问题、城镇化、土地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创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与经济》编辑部方志主任认为，在经济新常态这个框架下，人口研究应该关注两个方面，一是适应性思维，二是调整性思维。适应性思维是指人口对新环境的适应，当前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真实的劳动力供给从一头一尾都在减少。一方面是青年劳动力供给减少，参加劳动年龄后移，另一方面是提前退休问题，10%的男性提前退休。人口红利消退，在拐点出现后，超低的生育率加速老龄化进程，流动人口劳动力进行代际转换，由于利益诉求方面不一致，新生代农民工带来了新问题。调整性思维是指面对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变化，政策调整的灵活性。第一，对劳动力数量，不再唯GDP，新的考核制度是就业优先。第二，对于人口政策，调整要连续性，“单独”只是过渡性政策，“二胎”政策会全面放开。对于退休年龄，现行政策对性别、身份存在歧视，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会不会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有待研究。第三，制度环境的优化。对小城镇优先改变，促使劳动力回流，减少区域经济落差。第四，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引导劳动力流入。第五，面对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没有突破瓶颈，应有效地控制大城市人口。第六，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提升、产业的区域转移，将影响劳动力流向。第七，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未得到突破，政策调整应该提高人力资本。
四、相关研究选题
上海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编辑部主任陆蓉教授从学术期刊角度，列举了学术期刊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所关注的选题，如经济增长出现换挡期、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出现的结构性矛盾、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要素约束、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人口结构变化、城乡结构变化、多个经济带的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转化为创新驱动的研究、经济监管与手段、经济调控管理模式、财税体制改革、资源配置效率、跨领域监管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方福前教授对本次会议总结发言，认为学者的讨论加深了对新常态的理解，大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常态的内涵，对如何实现新常态，提出了各种设想，具有启发性。本次会议为学术期刊与学者搭建了互动交流的平台，学者需要好的平台发表学术见解，期刊需要好的作者提升期刊影响力，这种交流互通的会议很好地实现了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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