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方福前,祝灵敏

2013, 33(8):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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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过程伴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变，这种改变又影响着经济增长方式。本文刻画了这两种结构，考察工作家庭与退休家庭、体能资本与知识资本、通用性知识资本与专用性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笔者发现，一个经济社会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主要是依靠体能资本和专用性知识资本促进经济数量上的增长和赶超，之后主要依靠通用性知识资本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

以城乡互动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分析

刘文勇1,杨光2

2013, 33(8):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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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农民进城”与城市吸融功能不足的矛盾、“小城镇化浪潮”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潜力不足的矛盾。结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模式在于守地式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而守地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城乡市场与产业的互动。这需要发展立足农村的“产供销一体化”大型商贸企业，破解农村市场劳动力流转、土地流转、融资与技术及管理水平低下问题，构建城乡产业互动的交换利益基础，优化城乡产业体系配套和互补的对接方式，提升城乡产业合作的分工层次。

“双轨制”垄断与城乡间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差异研究

李涛,许成安

2013, 33(8):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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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实行“双轨制”管理的背景下，城乡土地征收拆迁市场明显具有买方垄断的特征，征收拆迁补偿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农地和市地征收拆迁补偿在时间和空间的测算结果表明：地均农地补偿远远低于市地补偿，但农地的人均补偿却高于市地，泰尔指数的测算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在不同权重下的差异。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征收拆迁、土地财政和土地市场等方面的“双轨制”垄断的制度安排。

居民收入倍增：体制约束与制度因应
——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思考

马万里,李齐云

2013, 33(8): 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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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财政分权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体制性动力的同时，也是中国居民收入倍增的体制性约束，更是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体制性障碍，使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与服务于民生改善收入差距的目标存在体制性的内在冲突，最终形成了收入分配改善游离于经济增长系统之外的发展模式，造成普通民众难以或较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福利改善。必须把财政分权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体系来看待，在认清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动力机制和局限性的基础上，正确合理地设计制度方案，以创新的思维彻底系统地改造现有的分权体制，对于调节收入差距、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而言是最根本性的举措。

中国IPO定价效率研究
——基于IPO抑价率和EFF值的比较分析

陈训波1,贺炎林2

2013, 33(8): 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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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定价效率是IPO市场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以沪深A股市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新股为样本，通过IPO抑价率和EFF值指标比较分析了IPO定价效率的行业特征和定价制度特征。研究表明：EFF均值在行业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而IR均值在行业之间差异显著；我国IPO定价效率未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EFF值和IR值呈现出无趋势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IPO定价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不是一级市场低价发行，而是二级市场投资者的追捧和半市场化性质的改革，提高IPO定价效率的根本途径在于回归市场化改革。

出口行为对企业生存时间的强心剂效应研究
——来自1999—2008年中国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逯宇铎,于娇,刘海洋

2013, 33(8): 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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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KaplanMeier乘积—极限估计方法和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中国1999—2008年新成立的63万个企业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从不同维度对出口是否延长企业生存时间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1）出口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失败风险，显著地提高企业生存概率，延长企业寿命；（2）不同行业、地区、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其出口行为对企业生存状况的影响均存在较大差异；（3）影响企业寿命的因素十分广泛，中国企业的生存状况在受到西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融资能力、所在行业和地域的影响外，还受到由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所有制性质和成立时间的影响。

高管权威影响公司绩效波动吗

杨继东1,刘诚2

2013, 33(8): 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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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考察高管权威对公司绩效波动的影响。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CEO总体权威对绩效波动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CEO不同维度的权威对绩效波动的影响存在差异，位置权威对波动影响为负，声望权威和所有者权威对绩效波动影响为正，地位稳固权威的影响不显著。公司财务约束会抑制CEO权威对绩效波动的影响。本文从高管权威的视角审视公司绩效波动，对完善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货币薪酬能激励高管承担风险吗

张瑞君1,李小荣2,许年行1

2013, 33(8): 8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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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风险承担”（risk taking）的研究是近年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财务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货币薪酬激励的增加能提升高管承担风险的水平；（2）最终控制人性质和公司成长性会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国有企业以及公司成长性较低的公司，货币薪酬激励与风险承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弱；（3）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能促进公司绩效的提升；（4）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效用作用。这些结论在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处理内生性问题等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因此，本文从“风险承担”这一新的视角深化了有关高管薪酬激励降低代理问题并提升公司绩效的研究，也为中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的有效性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价值。

人民币升值中外部压力的冲击与效应
——以美国施压为例

肖文,潘家栋

2013, 33(8): 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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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眼于美国施压事件，构建两国博弈模型，并利用事件分析方法论证外部压力对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作用及其机制。首先，本文基于委托代理模型，构建国内外利益集团博弈模型，以此分析外部压力对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作用机制，认为外部压力会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其次，本文测算了美国施压事件前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情况，从而考察美国施压事件的效果，认为美国施压事件对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显著，但立法事件的效果要优于行政事件。最后，本文利用VAR模型观察外部压力对于人民升值的短期冲击和长期效应，本文发现：在长期均衡中，外部压力无法推动人民币升值；而在短期影响中，外部压力的冲击会迫使人民币汇率产生明显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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