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迈向新常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选择。如何设计合理的制度框架，构筑良性的创业生态，从而有力支撑双创战略，就成为政产学研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个主题，由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商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联合主办，浙江向上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协办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的制度设计与生态优化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与管理前沿论坛，于2016年10月15—16日在杭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实务界人士等近150人参加会议。围绕创业生态系统的宏观特征、主体互动与微观机制等主要问题，与会代表开展了深入交流，现将会议成果综述如下。
一、创业生态系统的宏观特征
吉林大学蔡莉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由多种创业参与主体（包括创业企业及相关企业和机构）及其所处的创业环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彼此间进行着复杂的交互作用，致力于提高整体创业活动水平（创业数量和创业成功率）。具体表现为多样性、网络性、共生性、竞争性和自我维持性等五大特征。作为创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目前理论界重点关注创业生态系统内涵、创业生态系统构成和创业生态系统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杨万东从经济演化的视角对创业生态系统进行了特征界定，指出一个完整的创业生态系统应当具有丰富性、交互性、自主性与竞争性、规则性、有机性、不确定性与周期性、情绪化与波动性、共生与包容性、结构性与系统化、纠错和淘汰机制十大特征。他强调在当前中国情境下打造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关键是要发挥市场自组织能力，不保护落后，不打击先进，不支持封闭，不反对竞争，鼓励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更深入全面的分工协作。同时，政府也要发挥重要作用，其着力点应当是提供全方位的适合企业创业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
浙江省政协盛世豪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新常态特征和信息技术革命特征，决定了未来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向。为此，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必须结合经济新常态和信息技术革命，在构建合理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时坚持这三点：以创新引领需求，提升供给有效性；增强自生能力，确保内生发展动力；创造价值或综合效率，实现系统层面的竞争优势。这三个原则三位一体，指出了当前中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升级与优化的方向与重心。
清华大学石磊以工业生态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不同国家工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指出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划都是影响工业生态系统的重要力量，创业生态系统的构建是一个多样化的路径，而不能简单定义为政府驱动或者市场驱动。工业生态系统中会出现各种死锁的情况，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创新是打开死锁的利器。在促进创新的同时，要善于利用系统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确保生态系统的持续优化。
二、创业生态系统的主体互动
在探讨创业生态系统的宏观特性基础上，与会专家也集中研讨了创业生态系统中各个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其研究主要分为三类：基于创业企业的互动机制；基于政府的互动机制；基于核心企业的互动机制。
首先是基于创业企业的互动机制。吉林大学蔡莉指出创业生态系统的核心是创业企业及其机会集，系统之中互动机制的核心就表现为围绕机会发现和机会创造的多主体互动。在创业生态系统的框架下，蔡莉提出了多主体视角下的机会发现观和机会创造观，机会发现和机会创造以及二者之间的转化，共同构成了创业生态系统的机会集。
其次是基于政府的互动机制。盛世豪关注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政府角色，认为政府必须做好基础建设，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提升要素禀赋，特别是主体素质；激励创新活动涌现；构筑创新创业平台；扶持新兴产业成长；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在政策体系方面，应当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优化创新平台、鼓励竞争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降低创新成本、分担创新风险。浙江工商大学项国鹏等人实证测量了区域创业政策对区域创业绩效的影响。创业政策是区域创业生态系统中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区域政府激励当地创业活动的顶层设计，也是区域创业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内部互动机制。
再次是基于核心企业的互动机制。阿里巴巴集团研究院崔瀚文重点分析了围绕核心企业的创业生态系统之中的互动机制。他主要以阿里巴巴为对象，认为平台经济成为互联网创业生态系统的基础，围绕平台企业，众多小企业之间通过竞争与合作的互动形成了“大平台＋小前端”的典型组织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下，平台降低小企业创新创业门槛，依托平台服务，大量创新创业机会涌现，而大量的小前端聚合在一起也为平台带来了需求和流量，从而形成大平台与小前端、小前端之间的合理互动，促进这个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来自创投界的盛建峰分析了创投机构与其他主体的互动机制。他认为，创投机构是创业生态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主体，因为创投机构能够有效串联资本、创业精神、知识（知识产权、专业技能、行业经验、市场知识），而这正是创业企业能够持续运营的关键要素。所以，创投机构在整个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定位应该集中于：价值发现者、资源配置者、创业推动者、创业生态链完善者。
在探讨创业生态系统的多主体互动机制基础上，与会者分别关注了创业生态系统的典型载体——中关村、硅谷和中国县域电商。吉林大学蔡莉对中关村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调查，通过翔实的数据指出中关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创业生态系统,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集中体现为基于机会集的互动。浙江大学邬爱其重点探讨了美国硅谷创业生态系统的功能升级经验。他发现，硅谷创业生态系统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表现出四大区域特征，即知识密集型行业就业结构、强大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活跃的创新创业投资、鲜明的人口与教育文化特征。硅谷创业生态系统持续演进的根本动力在于围绕创业企业的互动机制，构建了以特色化创业企业为中心的动力模型，这个动力模型的本质是阐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合理分布和动态平衡，从而推动创业企业在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方面的并行发展。作为一个创业者，中国县域互联网+扶贫协作联盟秘书长莫问剑提出了优化县域电商生态系统的策略。从创业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电商平台企业在农村的战略定位、政府系列支持性政策的出台及推动县域电商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三大问题：政府政策性投入不够、落地不到位；平台电商、培训机构工作的流于形式；县域电商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为此，莫问剑认为县域电商内生动力是构建县域电商生态系统的关键，必须实现公共服务体系、培训体系、县乡村物流体系和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的协同并进，实现整个县域生态的价值重构和再创造。
以上观点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解读了创业生态系统，认为创业生态系统的中心应该是创业企业，创业企业发展的关键是建立良性的生态结构和通畅的互动机制，确保创业企业能够持续发现和创造机会，从而突破创业的资本、人才、知识以及合法性约束，实现创业企业可持续成长。
三、创业生态系统的微观机制
文化环境是创业企业所面临的重要环境，在不同文化环境下创业企业会表现出各具特色的行为特征。上海大学于晓宇等重点关注了不同创业文化背景下的创业失败现象，探讨了中国式创业失败在归因、学习与决策方面的特点。他利用多案例研究和扎根研究方法，比较了中美创业失败案例，归纳出中国创业者在创业失败归因、学习和随后决策的特点。中国创业者面对创业失败更倾向自我归因，而不是环境问题；在创业失败学习方面，更强调对外部环境的学习，而不是自我素质的改善；在创业失败后决策，更倾向于承诺升级，而不是退出。浙江工商大学陈宇峰重点关注了温州模式，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温州企业家所面临的文化环境对其经营失败的影响。他认为微观根源在于企业家层面的以关系型交易为特征的文化环境，企业家所嵌入的血缘关系、人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家行为，这使得个别企业家的失败进而演化为整个地区的危机。
除了文化环境，创业企业所处的技术环境、区域环境对创业行为也有影响。东北财经大学韵江探讨了“互联网+”生态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创新问题。他认为，“互联网+”对商品价值带来新的挑战，使得商品的“功能价值”下滑，而“信息价值”和“体验价值”增加；“互联网+”对产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削弱了行业的进入壁垒和在位企业的垄断性；“互联网+”也带来了消费者地位的变化，使得传统的企业控制转变为消费者控制。因此，“互联网+”重构了现代企业的生存空间，表现为以消费者为中心，涵盖内外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网络结构，这就极大地改变了企业的经营行为，引导了企业的基于责任竞争力的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在此基础上，韵江构建了以平等和公民责任为中心，以“信息”责任创新、“通路”责任创新和“互动”责任创新为核心的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内容框架。
武汉大学周洋和华语音研究发现，网络使用不仅提高了家庭的创业意愿，还显著提高了创业收入。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网络使用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网络便利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和信息获取。浙江财经大学田家欣等人发现，产业集群的多维邻近性能够直接促进集群新创企业的成长，对集群内部已建企业的模仿能够促进集群新创企业的成长。
创业者的个体特征与学习机制也是微观层面的热点话题。山东财经大学陈寒松认为，新企业商业模式的形成是一个从无到有、逐渐演进的设计过程，期间伴随着多种学习交互作用机制；对于大学生创业者，侧重于传统行业的创业者更多采取经验学习方式，侧重于新兴行业的创业者更多地采取认知学习方式；不能单纯地谈经验学习，经验学习需要向认知学习过渡，并通过实践学习，反复试错提升企业学习能力。
浙江工商大学黎常和夏晓勤的实证研究表明，女性相对于男性并没有表现出更低的创业意愿和个人态度，但女性在感知创业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方面要低于男性；感知行为控制在性别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而个人态度和主观规范起部分中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