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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8年 第38卷 第11期    刊出日期:2018-11-16
    经济热点·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金融的变革与发展*
    吴晓求
    2018, 38(11):  5-30. 
    摘要 ( )   PDF (16352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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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无论在规模、结构、业态,还是在功能、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准确、全面、客观地分析和了解中国金融的现状,总结中国金融40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经验及利弊得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的深度改革和全面开放的重要前提。本文从金融资产规模和结构、融资工具和融资机制、金融业态、金融功能和金融风险、金融开放以及金融监管模式等方面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的变革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和与中国经济相匹配的大国金融。
    我国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及新时代价值*
    黄泰岩
    2018, 38(11):  31-38. 
    摘要 ( )   PDF (3646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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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改革40年历程发现,改革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出现了一个中周期和三个短周期。改革周期性变化规律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改革作为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必须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运动规律,再加之我国改革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就使生产关系的变化具有了阶段性特征,并引起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形成了改革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高度吻合。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恰是改革最佳窗口期;改革进入新周期,才能孕育经济运行新周期;激发人民的改革激情与活力,才能推动改革周期性运动;加强顶层设计,才能推动改革全面深化。
    四十年我国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学分析*——兼论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杨瑞龙
    2018, 38(11):  38-45. 
    摘要 ( )   PDF (4119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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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40年,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努力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模式的特有内涵决定了我们无法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逻辑或西方主流制度变迁理论中找到答案,唯有坚持直面现实的分析方法,通过对现象的深入剖析来检验和发展现有理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创新。本文提出了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三阶段转换假说,即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国家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这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模式是中国经济学的创新源泉。
    四十年中国经济体制的三次革命*
    方福前
    2018, 38(11):  46-54. 
    摘要 ( )   PDF (4573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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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三次革命,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革”了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经营体制(“大锅饭”体制)的“命”。国有企业改革依次进行了企业身份转换(企业与政府关系变革)、企业经营权变革和产权制度改革三阶段革命,使国有企业由政府的附属物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是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和升级,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改革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目前,这三次革命还远没有完成,需要加大加强加深改革开放。
    理论探索
    企业家出身造成了产能过剩吗*——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经验证据
    程虹,白云
    2018, 38(11):  55-69. 
    摘要 ( )   PDF (9217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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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产能过剩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与现有文献多从宏观产业政策层面研究上述问题有所不同,本文选取企业家公共部门出身这一微观视角,运用政治关联理论,就企业家出身造成我国企业产能过剩的微观机理进行了创新性的实证解释。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本文的基准回归表明,为获取政治关联所带来的非市场回报,在其他因素既定的前提下,对于出身公共部门的企业家而言,其所在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平均偏高139%,出现产能过剩问题的边际概率则平均偏高53%。内生性检验、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与宏观产业政策相比,企业家公共部门出身对于产能过剩的影响效应具有更高的经济显著性,而过度投资则是其中的重要影响途径。运用上市公司的微观面板数据,同源性误差检验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主要实证
    发现。为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将政策重心从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性政策,通过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厘清政府与市场二者的边界,避免企业家依靠政治关联对政府资源的“俘获”。只有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企业家的创新潜能才能得到充分释放,并从微观机理上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金融研究
    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孙英杰,林春
    2018, 38(11):  70-80. 
    摘要 ( )   PDF (6362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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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200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收敛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考察期内总体偏低,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性。(2)绝对β收敛在全国、中部和西部均存在,而东部不存在;条件β收敛在全国、东部和西部均存在,而中部不存在。(3)政府干预程度、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质量、非正规金融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普惠金融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农问题
    非农就业视角下城镇化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
    方师乐1,卫龙宝2,伍骏骞3
    2018, 38(11):  81-83. 
    摘要 ( )   PDF (7287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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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我国420个地级市2001—2013年的面板数据,借鉴城乡二元经济理论,研究城镇化对农业机械化的短期作用和动态影响。主要结论有:(1)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短期内城镇化和农业机械化之间是竞争关系,资源贫乏的中部地区面临着更加矛盾的抉择。(2)从动态来看,中国高速的城镇化进程降低了农业人口密度,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促进了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3)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城镇化和农业机械化的短期竞争关系得到缓解,拉动作用减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更好地理解现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和城镇化战略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产业互动的视角。
    国际经济
    双边政治关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戴利研1,李震2
    2018, 38(11):  94-105. 
    摘要 ( )   PDF (9066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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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中国与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投票行为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以中国对89个国家2003—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显著影响,政治关系的亲密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制度质量可以降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政治关系的敏感度,且制度质量的调节只能在中国对比自己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投资时发挥作用。以2008年为分界点,后危机时代双边政治关系对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双边政治关系的经济效应也会显著地受到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调节。此外,中国改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关系,可以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动态与综述
    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综述
    洪功翔,董梅生
    2018, 38(11):  110-112. 
    摘要 ( )   PDF (1959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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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14—16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在安徽工业大学隆重召开。论坛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经济出版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安徽工业大学共同举办,《上海经济研究》编辑部、《国资报告》杂志社协办,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和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承办。来自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湖北省大冶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为代表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中国联通和中钢天源为代表的中央企业,安徽省投资集团、江淮汽车集团、安徽省国贸集团等为代表的29家安徽省属国有企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以及有关企业、出版社、杂志社共2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次论坛举办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通过大会演讲、中央企业与安徽省属企业改革案例分享、专家点评等形式,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如何推进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基础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一、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问题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分类实施。他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认为国有企业按不同类别应采用不同模式。提供公共产品类的国有企业一般采用国有国营模式,通常排除股权上的“混改”,但在特殊的环节或者领域也可以在保证充分实现社会目标的前提下有条件引入社会资本,这是一种“长期导向下”的混改;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一般采用国有国控模式,为了提高其效率,需要重点推进垄断型国企的混改,但一般来说国有资本应在混改企业中保持控制地位,因此属于“控制权导向”下的混改;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由于其处于纯私人物品领域,无须保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也无须保证国有企业的政策功能,因此,其不再是“控制权导向”的混改,而是“流动性导向”的混改。杨瑞龙教授指出,重塑改革动力机制是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教授认为,要正确理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即混合所有制是异质混合,而非同质混合。国企混改是国资和民资的混合,必须把健全公司治理与国企混改结合起来,才能使国企负责人有动力推动混改,也能使民营资本有动力参与混改。广东省社科院国资监管研究中心梁军研究员则对决定混合所有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细则”进行了厘清。他构建了7个指标体系,即(1)改革方向:增量带动、做大做强(15%);(2)混合对象:优势互补、协同发展(10%);(3)股权比例:股比适度、掌控有序(10%);(4)混改结果:评估合理、保值增值(15%);(5)混改程序:依法依规、公开透明(10%);(6)混改目的:协调运转、有效制衡(30%);(7)混改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10%)。他建议用这个指标体系来评价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得失。安徽工业大学董梅生博士认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经之路,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要分类分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改革和利用员工持股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搭建适合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平台。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林跃勤教授认为,中国国企做大做强已经成绩斐然,但是做新、做强、做优方面则不如人意,尤其是当前美欧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美贸易大战、对华知识技术围堵、打压中国企业等复杂国际环境,以及国企整体生态环境、经营状况及改革转型不如意,迫使国有企业必须做强做优做大,这是符合时代变化和内在发展逻辑的演变,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国有企业要勇于担当,亟待脱胎换骨、奋发图强,通过制度、管理、建设、品牌、人才创新,做新做优做强做大做好国有企业。
    吉林大学李政教授则探讨了“三做”国资与“三做”国企的一致性。他认为新时代国企改革目标有两个,即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他认为“三做”国企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基础,“三做”国资是这一基础在宏观层面的体现,因此“三做”国企是“三做”国资的前提和条件,它们是逻辑上一脉相承、实践上梯次递进的关系,是对国有企业提出的层次更高、范围更广、内涵更深刻的新目标、新要求。李政教授认为“三做”国企的基本路径是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保护优秀企业家精神,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创新能力,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进分类改革,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加强监管,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以人为本,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民共进。“三做”国资的基本路径是发挥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平台作用,推动国有资本的有序流转,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认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巩固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带动非公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需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努力。从政府层面看,需要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环境;从企业制度创新层面看,需要继续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层面看,需要以政府行为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与重组;从企业层面看,需要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社会层面看,需要让全体人民分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成果,以获得最广大人民的关心和支持。三、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分享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叶传柏介绍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徽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整体上市、员工持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国有资本运营试点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安徽省在着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攻坚方面,如何抓好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改革、规范董事会建设、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长期激励等工作。安徽江淮汽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东生对公司改制案例进行了剖析。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全系列商用车、乘用车及动力总成等研产销和服务于一体,“先进节能汽车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并举的综合型汽车企业集团。江汽集团于2005年正式启动改革,2018年2月改革改制工作已全面完成。自2005年实施改制以来,江汽集团的经营业绩持续保持了快速提升,销量、营业收入、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大幅增长。王东生将江汽集团改革成功的经验概括为:坚持依法合规操作是前提;紧密结合企业实际是基础;建立强有力的推进机制是保障;战略投资人的选择是关键;激励与约束机制变革是核心。安徽省交控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钱东升介绍,截至2018年上半年,集团资产总额近2 400亿元,位居安徽省属企业第一位。钱东升将交控集团改革成功经验概括为:坚持统筹兼顾,整合机构人员;坚
    持同业归并,优化资源配置;坚持兼容并蓄,重构制度文化;坚持同频共振,纵深推进改革;坚持着眼长远,重建战略规划;坚持政治引领,同步加强党建。
    安徽国贸集团副总经理何传友对公司改革发展情况作了介绍。该企业处于商业类竞争行业,于2006年3月正式挂牌,是安徽外经贸行业大型企业集团暨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35亿元。成立以后,通过企业改革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建立了新型产权关系,充分调动企业管理骨干和业务骨干的工作积极性,实现了企业对于员工的长效激励,激发了企业活力,促进了企业发展。何传友将企业改革成功经验概括为:注重强化功能,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法人治理,规范董事会建设;开展全面预算,强化内部控制;加强风险控制,完善防控体系;践行以人为本,加快人才培养;建设企业文化,凝聚发展合力。南京审计大学卢亚娟教授解读了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SUMEC)成立于1978年,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SINOMACH)的重要成员企业,属于中央企业。卢亚娟将苏美达集团的高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归结为:发展战略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商业模式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体制机制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优秀的企业文化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四、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支撑问题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利用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视为两个生态种群,运用2000—2015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共生度的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与民营经济之间确实存在着正向共生、互相促进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从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层面来看,其结论都是一致的。他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解释道,“两条腿”比一条腿走得快、
    走得稳、走得协调,在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因市场规模效应、优势互补效应、相互竞争效应、分工合作效应、要素流动效应等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动摇和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上海师范大学马立政教授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即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方针,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南京大学博士后贾兴梅,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分析国有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发现,国有企业发展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无论是从国有企业产出比重,还是国有企业资本投入比重、劳动力投入比重看,国有企业的发展都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国有企业产出比重、国有劳动力投入比重对其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五、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问题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国有信托基金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不可能实现预想目标。这是因为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管理还是行政性的、被动的,巨大数量的国有股份资本分散地掌握在互不统辖的各种持股机构手中,其行为趋于投机性和短期化,对市场不可能发挥压舱石作用,因此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是在层层公司制的“俄罗斯套娃”中间再增加了一层“套娃”,对政企分开的目标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单纯公司制难以达成预期目标,为此他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当按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组建。杨瑞龙教授认为,要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来对不同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对处于公益类领域企业通常实行国有国营模式,企业管理者和员工薪酬应当参考公务员薪酬标准,采用年薪制,并适当引入成本控制奖励。对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通常要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基础上改造成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它既要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追求社会目标,又要提高效率,追求利润目标。因此,需要对企业内的不同身份的经营者采用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在纯私人物品领域的国有控股或者国有
    参股的企业,建立对经营者市场化薪酬机制,通过建立多元化薪酬安排,满足多样化的激励需求。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教授提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促进国企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去掉公司治理的形式化内容,要做到“形”“实”兼备,“实”重于“形”。他从董事会结构维度、独立董事独立性维度、董事会行为维度、董事激励与约束维度构建了董事会治理评价体系,发现ST公司反而好于非ST公司,这说明当前中国公司董事会形式治理与实质治理存在反差,独立董事的形式化使其也难以独立,企业家的选聘也不存在独立性,所以高明华提出去掉公司治理的形式化内容,以促进国企可持续发展。中国商用飞机集团彭金柱博士认为,传统国企组织模式难以适应新经济的挑战,股权基金由于具有股权多元化、决策市场化、薪酬与激励市场化和效益为导向的优点,可以助力传统国企改革发展新经济。中国商飞就是借助股权基金,在制约大飞机产业的薄弱环节投资,补齐产业短板;优化整合产业链,降低总体成本;支持国外供应商向国内转移生产和技术,支持国内厂商进口替代;支持有竞争力的厂商走向国际市场,成为国际一流航空部件生产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