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2017, 37(5):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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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共同发展的，关键是确认它们在各自适宜发展的领域发挥作用。本文从产品性质及行业特性两个维度来客观制定功能导向的分类方法，以此来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即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竞争性国有企业一部分宜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宜实行民营化。在分类改革原则下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共产品领域推进“长期导向”下的混合，在自然垄断领域推进“控制权导向”下的混合，在竞争性领域推进“流动性导向”下的混合，同时构建与国企分类改革战略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并分类构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食品价格冲击对核心CPI的传递效应*——基于3种核心CPI的比较研究

吕建兴,毛学峰,曾寅初

2017, 37(5): 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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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2001—2015年的月度数据，在计算多种核心CPI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食品价格冲击对核心CPI的传递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我国食品CPI存在高惯性特征，其对核心CPI具有较大的冲击作用，长期传递系数为0140；这种传递效应在2008年12月前后存在内生性结构突变，突变前后两阶段的长期传递系数分别为0186和0097；虽然2008年12月以后食品价格对核心CPI的冲击下降幅度较大，但长期传递系数仍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些结果表明，食品价格冲击已经显著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持续性成分，我国货币政策应重视食品价格冲击带来的传递效应；尽管我国政策调整的作用有所显现，但是稳定物价的压力依然很大。

资源错配、要素市场总扭曲及福利损失测算*——基于单位要素成本的生产率分解视角

曲玥1,程文银2

2017, 37(5): 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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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入单位要素成本指标，本文对佩特兰和勒文叟汉（Petrin and Levinsohn）的生产率分解模型进行了拓展，［1］得到了一个更为准确的资源重置效应。利用2000—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经过测算显示，技术进步和要素市场总扭曲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样本期间资源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仅有324%，且日渐式微。然而资源错配造成的福利损失却依旧占制造业增加值的近2663%。这表明，在现有体制下通过市场自发调节促进要素合理配置的空间已经耗尽，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固化”倾向，进一步的资源重置应来自对现有经济结构的改革，以缓解资源错配。本文最后通过测算各地区的资源重置潜力，为区域结构优化提供了一个量化参考。

财政收入最大化与地方政府地价竞争

王剑锋

2017, 37(5): 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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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鉴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将中央政府的若干治理手段嵌入到地方政府地价决定函数中，对财政收入最大化与地方政府地价竞争的治理策略做比较制度分析。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在地价决定中具有产业间边际财政总收入均等化的动机，适度提高农地征收价格以及服务业税负，有助于压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空间。产业性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只对那些租赁而不是持有地产的经营者才有效，可以考虑适度增加住宅所有者的税负来实现“增税降费”的财政收入结构调整，同时继续维持对营业场所以租赁为主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税收优惠。

我国省际政府支出乘数有差异性吗*

林桐,王文甫

2017, 37(5): 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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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我国省与省之间政府支出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及相依性，本文先在动态异质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PSVAR）模型中，将共同相关效应（CCE）及主成分分析（PC）两种处理截面相关的方法分别引入其中，进行了小样本对比分析。本文研究发现，CCE拟合效果更好。然后，本文基于CCE思想估计的动态异质且截面相关的PSVAR模型对我国省际政府支出乘数的差异性进行了探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区市短期、长期政府支出乘数均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差异性与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分布并不一致；贸易开放度越大、政府债务率越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收入分配差距越小的省区市政府支出乘数越大。

#br# 公共医疗保险对中国劳动者就业及收入的影响*

朱晨1,刘晓鸥2,连大祥3

2017, 37(5): 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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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健康资本的角度讨论了医疗保险对不同类型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笔者将医疗服务价格变化造成的影响分解为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分析发现，当替代效应的绝对值大于财富效应的绝对值时，劳动者更倾向于使用增加休闲时间进行保健的方法对健康资本进行生产，而不是通过积极就业增加收入以购买更好的医疗保险的方式。笔者使用中国观测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当受到疾病冲击时，享受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新农合医疗保险的劳动者就业率和收入均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一发现说明，休闲时间和医疗服务在这些劳动者之间的替代效应可能大于由医疗服务价格变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医疗保险制度壁垒是根据户籍或职业特点而设定，劳动者通过参加工作或者增加劳动时间提高收入的途径并不能帮助劳动者在不同的医疗保险之间进行自由转移，所以劳动者并不寄希望通过提高收入以寻求更好的医疗保险来购买医疗服务的方式进行健康资本生产。

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张彤进1,任碧云2

2017, 37(5): 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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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鉴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并采用2011—2015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GMM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分析发现：（1）包容性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传统银行的金融服务成本、互联网金融的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实现的；（3）传统银行金融包容性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东部比中西部更加明显，而互联网金融包容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显著。据此，本文提出，应重视包容性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以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镇化和制造业结构升级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挤入挤出效应的考察

黄晨1,邱德荣2

2017, 37(5): 1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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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制造业结构升级存在产业关联和资源配置竞争。协调推进城镇化和制造业结构升级，迫切需要识别两者的互动关系。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思路，本文在对房地产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进行挤入挤出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城镇化与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互动概念框架。基于此，本文采用联立方程实证策略，利用我国2002—2012年面板数据，运用3SLS方法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土地偏向的城镇化进程中，房地产投资对高技术产业投资产生明显挤出效应，对传统产业产生了微弱挤入效应，城镇化对制造业升级有抑制作用；东部地区与全国整体情况一致，而中西部地区的房地产投资对传统产业投资也产生了挤出效应；以高技术投资表征的制造业结构升级微弱地促进了城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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