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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第36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6-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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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

政绩推动、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扩张

徐业坤1,李维安2

2016, 36(5):  5-22.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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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以行政方式推动民营企业投资扩张是造成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以2004—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实证分析了地市级政府面临的政绩压力对民营企业投资的影响，并重点考察了政治关联在其中的作用以及政绩压力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后，地方政府政绩压力影响辖内民营企业投资，政绩压力特别是经济增长压力越大时，辖内民营企业过度投资越严重。政治关联弱化了政绩压力对民营企业投资的推动作用，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政绩压力特别是经济增长压力时，政治关联民营企业过度投资程度相对较低。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地方性政治关联对政绩压力推动民营企业投资扩张的弱化作用更为显著。政绩压力特别是经济增长压力增大时，地方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动机推动非管制行业民营企业扩张投资。信贷资源在政绩压力影响政治关联民营企业投资行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的相关结论对于理解地方政府推动企业投资扩张造成产能过剩以及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理论探索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权性质与商业信用

王化成1,刘欢1,高升好2

2016, 36(5):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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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研究出发点，选取2007年第1季度—2014年第4季度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讨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业信用规模的冲击。实证结果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规模总体上有缩小的趋势；国有企业会凭借产权优势抑制企业商业信用规模的下降；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差的金融市场环境也会抑制企业商业信用规模的下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商业信用规模确实存在冲击，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维持经营的重要手段需引起特别重视。

最低工资对中国工人收入及分配的影响*——基于CHNS数据的经验研究

王湘红,汪根松

2016, 36(5):  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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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最低工资政策对工人收入及分配结构的影响。首先分析最低工资对工人收入水平的整体影响，然后应用倍差法和比例法分析最低工资政策对不同类型工人收入增长率的影响，以考察最低工资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最低工资对工人收入不具有显著影响，仅仅对部分低收入群体如女性群体有一定正面影响；对于收入水平位于上一期最低工资150%～250%区间内的工人收入，最低工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些显示该政策可能会对收入分配结构产生一定轻微影响。

产业经济

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逆转拐点的空间效应*——基于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验证

陈菁泉,刘伟,杜重华

2016, 36(5):  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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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是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主体，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影响，进而对工业的可持续增长有一定制约。本文采用2001—2012年中国各省份（西藏除外）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测算了我国各地区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避免了全要素生产率高估的问题；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虑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的影响，在控制了资本劳动投入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外资结构等变量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环境规制的强度和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先降后升，而且东部地区要早于中部、西部地区达到拐点。在达到拐点以后，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变动的反应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边际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企业与组织研究

外部选择权增加一定会刺激专用性投资吗*——基于云南烟草合同的微观证据

党力1,张彧2,彭程1

2016, 36(5):  68-83. 

摘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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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于外部选择权和专用性投资的关系一直存有争论。产权理论（主要是GHM模型）认为当事人外部选择权增加会提高谈判力，从而提高参与人的专用性投资激励，这是产权成为最重要激励工具的基本逻辑。然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当参与人外部选择权是紧的时候，外部选择权增加反而会降低参与人的投资激励。这意味着，产权不一定能够提高激励。本文在梳理已有文献争论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重新定义了外部选择权的范围，并在非合作博弈的框架下，得到与后一部分学者一致的结论：外部选择权的增加反而会降低参与人专用性投资的激励。同时，笔者使用云南烟草合同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外部选择权和专用性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呈负相关关系，这进一步支持了该结论。本文的发现与主流的产权理论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增长与发展

收入不平等与家庭借贷行为*——家庭为追求社会地位而借贷的动机真的存在吗

郭新华,刘辉,伍再华

2016, 36(5):  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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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度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并验证了家庭是否存在为追求社会地位而借贷的动机。研究表明：（1）收入不平等并不是影响家庭是否借贷的主要因素，但是对家庭的负债规模存在十分显著的抑制作用；（2）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并不会促使中低收入家庭寻求借贷或提升家庭负债规模，我国家庭并不存在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而进行借贷的动机；（3）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有利于高收入家庭获得更多的正规金融借贷，中低收入家庭则会较多地依赖于非正规金融借贷；（4）户主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经济特征以及家庭所处地区特征均是影响家庭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影响家庭借贷行为的因素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国际经济

中日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及地位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尹伟华

2016, 36(5):  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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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通过构建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全面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模式和地位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比低于同期日本，其获益能力相对较低。（2）中日两国制造业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均呈上升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不断加深。（3）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主要是以后向模式，而日本制造业主要是以前向模式。（4）中国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最终产品为主，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生产环节，而日本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中间产品为主，专业化于关键零部件生产环节。（5）中日两国制造业主要是通过间接增加值出口实现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且其国内的生产分工程度均在不断加深。（6）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且有一定的攀升趋势，而日本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但有一定的下滑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