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2015, 35(6):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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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不协调等因素，导致当前甚至未来较长时间财政都将面临着总量上的收支矛盾和结构上的央地矛盾，财政陷入困局。政府主导的供给方结构调整对财政支出和减税要求较高，在财政困局下难以为继。因此，结构调整路径应定位于市场主导的需求方。经济下行周期中企业腾挪空间较小，政府仅通过减税等给企业松绑并不能帮助企业发展，而必须通过投资模式创新等激发总需求。为此，需要相应的财政变革。

二元经济中宏观经济结构
与劳动收入份额研究*

李稻葵,徐翔

2015, 35(6):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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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度的研究大多数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中仍存在较严重的结构失衡现象，结构调整进度比较缓慢。通过系统地分析对外贸易和消费数据，本文发现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已经呈现比较明显的改善，内外部结构失衡现象同时开始缓解，具体表现为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趋稳和消费率的迅速回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还发现，结构改善的关键动力是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后期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升。这一趋势性变化是与中国宏观经济的二元经济特征密切相关的。

景气循环下不动产市场对金融控股
公司股价回报之影响*

苏欣玫1,黄健铭2,林东宽3

2015, 35(6): 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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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目的在于调查中国台湾地区景气循环变化对于金融产业股价回报的影响，同时引入不动产市场因子进行分析，研究对象将2003年1月至2011年6月中国台湾证券交易市场所有上市银行类股作为研究样本。与过去研究不同，本文进一步划分公司群体为金控与非金控公司进行探讨。实证结果显示在景气扩张时期，因为投资人普遍追求短期房价获利的投机心理，因此，呈现出不动产市场活动效果不显著的现象。反之，在资金成本与房市购买意愿变化下，不动产市场状况与金控公司具有反向的关联。此外，当市场处于景气扩张时期时，金融产业的动量效应较为明显，显现市场投资人较易存在不理性的投资行为，倾向于持有现货进行投机行为，故动量效应在景气扩张时期较衰退时期的效果大。在货币市场方面，当市场处景气扩张时，非金控公司具有负向的利率敏感性，但金控公司则未达统计的显著水平。

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利率走廊的
条件、机制与实现*

方先明

2015, 35(6): 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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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业银行产权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有效性开始下降。本文通过对商业银行行为的分析，基于其极大化经营利润的诉求，论证了利率走廊系统的运行条件及机制。研究认为，完善的制度安排、商业银行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竞争的市场、高效的实时清算系统等是利率走廊系统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在利率走廊系统运行过程中，当货币市场被注入过多流动性时，其可能转化成地板系统；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框架能够实现分别进行资金价格调控与资金数量调控，从而使货币政策操作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得到提高。由此论文从利率走廊系统的构建、中央银行的职责、商业银行的行为等方面，提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的路径。

中国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
和主权债务风险的影响 *

钱宗鑫,刚健华

2015, 35(6): 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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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中国主权债务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样本期间内有两次大幅度的跃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上升跟全球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有关，但本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两个原因对中国的主权债务风险也有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显著加大了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但降低了主权债务风险，而对实体经济影响有限。本文的发现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在全球金融风险较高的情况下，采取更加审慎的货币政策。

百年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
基本路径及走势*

李宝元,董青,仇勇,张静

2015, 35(6): 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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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马克思“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系统勾勒了中国近百年来劳动关系历史演化的基本路径和走势：劳资两利、劳工异化与资本回归是百年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基本线索；晋徽商帮、民国商会与国企民企折射百年中国雇主组织演变的历史轨迹；顶身股、包身工、固定工与农民工反映百年中国劳动者身份地位演化走势；立法规制、行政包办与宏观调控透视百年中国劳动关系管理的政府角色演变。鉴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特色及转型现实，市场化、契约化与法治化应成为未来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的基本取向和战略选择。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高管
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
——价值分配的视角

王旭1,徐向艺2

2015, 35(6): 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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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生命周期和委托代理理论，在价值分配视角下，阐释了生命周期演进过程中高管效用敏感性变化规律以及不同高管激励机制运行特征，构建了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方案，并利用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高管激励契约体系对企业价值分配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成长期和蜕变期，高管薪酬激励能够有效抑制代理成本；而高管声誉激励机制仅在企业成熟期表现出对代理成本的抑制效应；生命周期各阶段内，控制权激励均未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相反在蜕变期，控制权沦为高管挖掘私人利益的工具。因此，改善薪酬激励期限结构，提升声誉激励和高管市场约束的持续性，构建高管控制权管理制度体系是实现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的必经之路。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技术回归

韩玉军,王丽

2015, 35(6): 9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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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进行了分析，然后以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3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东道国研发（R&D）支出、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能力、制度环境是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正相关因素。同时，本文以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差距存在单一门槛值，当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技术差距较大时，技术差距对逆向技术溢出产生了正向影响；当技术差距缩小后，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但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社区居家养老的社会协同机制探讨*

杨继瑞1,薛晓2

2015, 35(6): 1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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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家养老是对我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创新和发展，是新形势下中国老年家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抉择，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众多老年家庭的实际情况。然而，我国社区居家养老的进一步发展还存在着社会服务体系缺失、老年人社会交往渠道缺失和养老专业硬件设施缺失等方面的问题。除了完善相关养老硬件设施外，需要我们通过做好社区与专业机构的对接，包括构建全社会的“敬老储存”机制、利用互联网链接各方资源，以及为老年人营造发挥“老有所为”的氛围等，来进一步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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